摘 要：文化主體(ti) 性是指一種文化所具有的內(nei) 在質的規定性，這種質的規定性是構成該文化獨特性質的內(nei) 在根據。具體(ti) 到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就是中華文化作為(wei) 一種可識別的獨立持存的文化形態所應該具有的規定性或屬性。構建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是基於(yu)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失落與(yu) 尋找，這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意識逐步覺醒的體(ti) 現。在當前時期，構建中華文化主體(ti) 性，實現中華民族新文化主體(ti) 性發展和成熟的路徑在於(yu) 深入推進“第二個(ge) 結合”。構建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不但對於(yu) 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價(jia) 值，對於(yu) 人類文化文明的發展也有重要意義(yi) 。
關(guan) 鍵詞：習(xi) 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主體(ti) 性；中華民族新文化；文化建設
在2023年6月2日召開的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發表的講話中，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對構建中華文化主體(ti) 性問題進行了強調論述，他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ti) 性”[1]。黨(dang) 的二十屆三中全會(hui) 也提出要“實施哲學社會(hui) 科學創新工程，構建中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自主知識體(ti) 係”[2]。這其實強調的也是要構建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問題，因為(wei)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自主知識體(ti) 係，不僅(jin) 是要進行理論的建構，更是在進行一種文明的賡續和創造。而這一文明的賡續和創造，在實質上就是創造一種中華民族自己的現代文化、新型文化，也即具體(ti) 主體(ti) 性的中華文化。
那麽(me) 何謂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我們(men) 為(wei) 何一定要構建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怎樣去構建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它有什麽(me) 重要意義(yi) ？隻有科學回答了這一係列問題，才能為(wei) 推進中華文化主體(ti) 性構建工作提供有效的學理支撐。
一、中華文化主體(ti) 性的科學內(nei) 涵
“主體(ti) 性”是近現代哲學的一個(ge) 重要範疇，現代哲學往往被視為(wei) 主體(ti) 性哲學，或者確立了主體(ti) 性的哲學。作為(wei) 近代哲學的重要創始人，笛卡爾首先開啟了主體(ti) 性的建構，他以“我思故我在”作為(wei) 思考的起點和支點，“我”被視為(wei) 確定無疑的存在，我的意識——“思”被視為(wei) 一切思想和理論建立的邏輯基礎和標準。康德通過認識論的“哥白尼革命”實現了對傳(chuan) 統認識論的徹底反轉。在傳(chuan) 統認識論中，認識過程總是要求主體(ti) 的意識要圍繞客體(ti) 來進行，去把握客體(ti) 背後的根據、原因等，而在康德看來，這達不到科學建構的標準，很容易被懷疑論所摧毀，所以真正的認識過程應該是客體(ti) 圍繞主體(ti) 來進行，主體(ti) 的意識或理性就是最高的準則，客體(ti) 的存在與(yu) 性質要符合主體(ti) 的理性邏輯（先驗邏輯），否則其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3]
對哲學的主體(ti) 性建構，或者說主體(ti) 性哲學的特質，概括最“直接”的是胡塞爾的現象學。在胡塞爾看來，意識的對象就是意識本身所產(chan) 生的，也即意識的內(nei) 容是自身給與(yu) 或建構的，它們(men) 不在意識之外，就在意識之中，即“意識的主觀和意識本身不能與(yu) 意識的對象性東(dong) 西分開去考察，而是相反地，意識在自身中就具有被意識對象本身”[4]。這也就突顯出主體(ti) 性的“強盛”，也即主體(ti) 性不但是外在世界存在的依據和法則的製定者（人為(wei) 自然立法），同時，意識也不需要對外在事物進行“映照”，一句話，“意識有什麽(me) 世界就有什麽(me) ”[5]。
哲學作為(wei) “時代精神的精華”[6]，它總是對時代問題最本真、最深刻的把握和反映，主體(ti) 性哲學所把握的就是現代社會(hui) 的最基本特征，主體(ti) 性在某種意義(yi) 上就是現代性。主體(ti) 性主要體(ti) 現在整個(ge) 現代社會(hui) 觀念中，正如哈貝馬斯所言：“在現代，宗教生活、國家和社會(hui) ，以及科學、道德和藝術等都體(ti) 現了主體(ti) 性原則”[7]。
然而，如果把這種主體(ti) 性套用到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問題上就會(hui) 導致荒謬的結果。現代哲學和現代社會(hui) 的主體(ti) 性主要是指人，尤其專(zhuan) 指作為(wei) 個(ge) 體(ti) 存在的人，即個(ge) 人的理性、自主性、創造性等。[8]很顯然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提出的構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ti) 性中的“主體(ti) 性”並不是這種層麵上的，這裏的“主體(ti) 性”具有一種獨特的內(nei) 涵。
也有一些學者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論述的文化主體(ti) 性的“主體(ti) ”界定為(wei) “當代中國”，認為(wei) 文化主體(ti) 性“意指在文化層麵上彰顯當代中國作為(wei) 主體(ti) 的特殊性質”[9]，這其實並沒有把握到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關(guan) 於(yu) 文化主體(ti) 性論述的精髓。在某種意義(yi) 上，這是把“主體(ti) 客體(ti) 化”了，作為(wei) 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hui) 狀況，是文化所要把握、反映的客體(ti) 。如果當代中國可以作為(wei) 文化的主體(ti) 性存在，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它的組成部分，如“當代中國的政治”“當代中國的經濟”等，同樣也可以視為(wei) 中華文化主體(ti) 性的“主體(ti) ”，這顯然是成問題的。
深刻把握中華文化主體(ti) 性的科學內(nei) 涵，我們(men) 首先需要界定的是何謂中華文化，畢竟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就是從(cong) “中華文化”的“身份”認定和認同中“延展”出來的一個(ge) 問題。所謂中華文化就是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它是中華民族在生存體(ti) 驗和生產(chan) 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是中華民族生命曆程的表征，既包括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也包括中華民族正在創造的當代文化、新文化。中華民族的當代曆程與(yu) 過去是不可分的，具有一脈相承的延續性。
如果從(cong)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的相關(guan) 講話來看，他所強調的構建和鞏固中華文化主體(ti) 性中的“中華文化”，更多地是指向中華民族正在創造的當代文化、新文化。這一內(nei) 涵指向在其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所發表的講話中被清晰刻畫出來，即經由“第二個(ge) 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1]。這種“新文化”可以理解為(wei) “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或者“中華民族的當代文化”。這種文化是中華民族的，不是其他民族的，是中華民族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化與(yu) 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相融合、結合的產(chan) 物。
而所謂文化主體(ti) 性，是文化的一種特別規定性或屬性。具體(ti) 而言，就是“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內(nei) 在質的規定性，這種質的規定性是構成其文化獨特性質的內(nei) 在根據”[10]。具體(ti) 到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就是中華文化作為(wei) 一種可識別的獨立持存的文化形態所應該具有的規定性或屬性。具體(ti) 來說，中華文化何以能夠稱得上“中華民族”的文化，而不是別的民族的文化，即它能夠作為(wei) 一種獨特的文化，屹立於(yu) 世界文化之林所應該具有的明顯的可識別性，當然，也是其內(nei) 在質的規定性。
概括起來，中華文化的這種“明顯的可識別性”，或者說“內(nei) 在質的規定性”，主要包括三層內(nei) 涵。
其一，中華文化的獨立性
所謂中華文化的獨立性，主要是指中華文化必須成為(wei) 一種非依附性文化，它不能是其他民族文化的附屬或其他民族文化的翻版，而是一種具有獨立性的文化，尤其它不能是西方文化的翻版或附屬。一種文化具有獨立性的根本標誌在於(yu) 其內(nei) 蘊獨立的價(jia) 值觀係統，確保中華文化獲得獨立性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賦予其獨立的價(jia) 值觀係統。對此，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曾指出：“價(jia) 值觀念在一定社會(hui) 的文化中是起中軸作用的”“世界上各種文化之爭(zheng) ，本質上是價(jia) 值觀念之爭(zheng) ”。[11]105這充分說明了價(jia) 值觀在一種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沒有獨特的價(jia) 值觀，就沒有獨立的文化，這種文化就無法擁有主體(ti) 性。
其二，中華文化的自覺性
一般來說，文化的自覺性可以有兩(liang) 個(ge) 方麵的理解：一方麵是指生活在這種文化下的人，對這種文化進行自覺地反思和傳(chuan) 播，意識到自身文化的獨特性，熟悉自身文化的起源、發展過程、價(jia) 值意義(yi) 、未來走向等，並有意識地進行創造、建構、創新等；另一方麵就是文化本身的自覺性，文化作為(wei) 經濟基礎的反映和產(chan) 物，雖然是第二性的，但是文化本身卻具有相對獨立性，不但對社會(hui) 經濟具有反作用，是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動力，同時它還有自身特有的發展規律。這裏的“中華文化的自覺性”就是指中華文化作為(wei) 一種文化形態需要按照自身發展的規律和邏輯進行相對獨立的發展，而不是逐漸迷失自身，成為(wei) 別的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淹沒於(yu) 眾(zhong) 多文化之中，無法被識別，也即是我們(men) 要自覺地維護和創造屬於(yu) 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並了然其實踐根源、價(jia) 值指向、“性情稟賦”等。
其三，中華文化的自主性
雖然文化的獨立性在某種意義(yi) 上也具有自主性的意味，但是文化的獨立性還不等於(yu) 文化的自主性。在日常生活中，我們(men) 常常把獨立和自主勾連在一起，即“獨立自主”，如果獨立就是自主，那麽(me) 講獨立自主，無疑就有“疊床架屋”之嫌。在前述文化的獨立性時，我們(men) 強調的是文化的獨特性標識，特別是有獨立的價(jia) 值觀係統。而文化自主性則主要體(ti) 現在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著眼於(yu) 其發展方式或途徑。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世界一體(ti) 化視野下，各種文化交流互鑒、呈現為(wei) 不斷衝(chong) 擊和激蕩的狀態下，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要堅持走自主性的道路，即“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wei) 中國理論，既不盲從(cong) 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1]。
二、構建中華文化主體(ti) 性的動因
作為(wei) 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有著悠久的曆史和輝煌燦爛的文明。中華民族在五千年發展曆程中，創造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道統和精神標識。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整個(ge) 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直接哺育了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幾乎整個(ge) 東(dong) 亞(ya) 文明，中國也一度被視為(wei) “天朝上國”。
然而古老的中國，在近代卻遭遇了曆史上最大的挫折和危機，在西方帝國主義(yi) 的侵略壓榨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12]。在各種危機中，文化危機的影響最為(wei) 深遠。雖然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不屈不撓的革命鬥爭(zheng) 建立了新中國，取得了國家獨立，實現了從(cong) 站起來、到富起來，且正在強起來。但是文化的危機並未解除，其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民眾(zhong) 的文化自信尚未穩固確立，“崇洋媚外”現象並未根除，大量的中國優(you) 秀大學畢業(ye) 生爭(zheng) 先恐後地去國外高校“鍍金”就是一個(ge) 直接例證。“外來的和尚會(hui) 念經”觀念仍然在一些決(jue) 策領域、一些用人單位存在著。更有甚者，麵對中國的問題，一些學者總是在第一時間去西方學者的理論和書(shu) 籍中搜索答案。對此，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也曾多次給與(yu) 批判，他說，一些人“‘真經’沒念好，總想著‘西天取經’，就要貽誤大事”[11]67。
可以說，近代中國遭遇的挫折和危機對中華傳(chuan) 統文化造成了嚴(yan) 重衝(chong) 擊，曾經被中國人民引以為(wei) 榮、引以為(wei) 傲的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一度被視為(wei) 社會(hui) 經濟的發展障礙，甚至視為(wei) “文化垃圾”，一些學者要求我們(men) 全麵廢除中華傳(chuan) 統文化，進行全盤西化。從(cong) 此各種文化都被引進過來，學英美、學德日等，各種西方文化你方唱罷我登場，紛紛被拉來“救場”。“自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以來，近代中國可以說既無理論又無自信，隻好作為(wei) 學徒被動地模仿和接受西方的各種理論和思潮，甚至一度成為(wei) 西方不同思潮的演練場”[13]。直到馬克思主義(yi) 來到中國，我們(men) 才在馬克思主義(yi) 指導下，建立了新中國，實現了國家民族的獨立。
然而如前所述，文化具有相對獨立性，我們(men) 建立了新中國，實現政治獨立、社會(hui) 經濟的發展，並不代表我們(men) 就具有了文化的主體(ti) 性，就能夠馬上實現文化自立自強、就能夠使民眾(zhong) 堅定文化自信。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這種狀況就更明顯了，各種崇洋媚外現象層出不窮，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hui) 主義(yi) 先進文化，都處於(yu) 嚴(yan) 重失落狀態。我們(men) 在國際文化交流中處於(yu) 嚴(yan) 重“失語”狀態，“我們(men) 既不知道我們(men) 在和誰對話，也不知道我們(men) 應該和誰對話”[14]。各種外來文化熱潮，此起彼伏，如存在主義(yi) 、意誌主義(yi) 、後現代主義(yi) 、弗洛伊德主義(yi) 、現象學、解釋學等曾非常流行，更成問題的是，各種意識形態成分較濃的西方社會(hui) 政治思潮也伴隨文化思潮或者潛藏在文化思潮之下在整個(ge) 社會(hui) 蔓延開來，對主流社會(hui) 意識形態造成嚴(yan) 重衝(chong) 擊，如新自由主義(yi) 、曆史虛無主義(yi) 、民主社會(hui) 主義(yi) 、民粹主義(yi) 等，都曾一度流行，擾亂(luan) 了人們(men) 的觀念和思想。
究根溯源，這一切現象的產(chan) 生，是“因為(wei) 我們(men) 失去了我們(men) 作為(wei) 文化存在的必要的身份，喪(sang) 失了對中國文化身份的記憶”[14]。也即，我們(men) 在文化上不知道我們(men) 是誰，我們(men) 應該是誰，什麽(me) 是“我們(men) ”自己的文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被判定“已死”，成為(wei) 一種“古董”，而中華民族的現代文化尚未創造出來，馬克思主義(yi) 又在有些領域被邊緣化，其曾一度“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11]76。
失卻了文化身份的中國人，成為(wei) 文化上的“棄兒(er) ”，成為(wei) 文化霸權主義(yi) 欺壓的對象，成為(wei) 文化殖民主義(yi) 侵入的受害者。正是在此困境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意識逐步覺醒，我們(men) 開始尋找文化身份，也即構建文化的主體(ti) 性，“‘找回自我’由此成為(wei) 21世紀中國文化現代化的緊迫任務”[8]。
中華民族文化身份尋找之旅上具有偉(wei) 大意義(yi) 的轉折點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的自覺實踐和努力，我們(men) 正式認識到“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的靈魂。無論哪一個(ge) 國家、哪一個(ge) 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diu) 掉了思想文化這個(ge) 靈魂，這個(ge) 國家、這個(ge) 民族是立不起來的”[11]5。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建構取得重大進展，“創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ti) 性的最有力體(ti) 現”[2]。“這一文化”就是正在形成發展中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中華民族新文化”就是中華民族未來的“新身份”，有了這個(ge) 文化新身份，就“有了文化主體(ti) 性，就有了文化意義(yi) 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1]。
當然，中華民族新文化尚未完全形成和確立，我們(men) 不能說它已經成熟和定型，隻能說已經躍出地平線，露出其初始麵目。其根本原因就在於(yu) 中國式現代化事業(ye) 還未完成，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實踐基礎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從(cong) 邏輯上講，中國式現代化事業(ye) 最終完成後，中華民族新文化才能露出其全部麵容，處於(yu) 一種成熟完善的狀態。
中華民族新文化從(cong) 本質上說，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進行生存抗爭(zheng) ，以及中國社會(hui) 從(cong) 傳(chuan) 統向現代轉型的表征。從(cong) 曆史中走來的中華民族，曆經千辛萬(wan) 苦、流血犧牲，但不屈不撓，經過“鳳凰涅槃”，實現了“浴火重生”，從(cong) 站起來、富起來，再到邁向強起來，這為(wei) 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礎，我們(men) 一定能夠建構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再現中華文化的新輝煌，這種新文化也一定可以為(wei) 中華民族提供獨特的身份標識，讓我們(men) 重新“做自己”，一種全新的“自我”。
三、建構中華文化主體(ti) 性的科學路徑
文化在本質上是與(yu) 自然相對應的，自然即自然而然，文化則並非天成，是人的實踐創造，是人類主觀努力的結果。人類的文化文明史，就是人類的創造史。文化主體(ti) 性在某種意義(yi) 上是某一民族自覺創造的結果，中華民族新文化的主體(ti) 性隻能來自中華民族的自覺創造，絕不會(hui) 從(cong) 地裏自動生長出來。那麽(me) 應該如何推進文化主體(ti) 性，實現中華民族新文化主體(ti) 性的發展和成熟，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給出的答案就是深入推進“第二個(ge) 結合”，“‘第二個(ge) 結合’讓馬克思主義(yi) 成為(wei) 中國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成為(wei) 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wei) 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1]。
首先是讓馬克思主義(yi) 成為(wei) 中國的，讓馬克思主義(yi) “說中國話”，成為(wei)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在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創造中，馬克思主義(yi) 就是其“魂脈”，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yi) 是我們(men) 立黨(dang) 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yi) ，我們(men) 黨(dang) 就會(hui) 失去靈魂、迷失方向”[11]94-95。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指導思想，以其作為(wei) 中華民族新文化的“魂脈”，並不是要把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教條，生硬地植入到新文化之中，而是要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yi) ，實現馬克思主義(yi) 的“開枝散葉”。馬克思主義(yi) 具有永恒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其秘訣就在於(yu) 馬克思主義(yi) 的發展性和開放性，它不斷地根據各國具體(ti) 實際、每個(ge) 時代的狀況來發展自身、完善自身。馬克思主義(yi) 來到中國，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麵貌，引導中國革命不斷從(cong) 勝利走向勝利，可以說馬克思主義(yi) 成就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就了新中國、成就了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同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也成就了馬克思主義(yi) 。經過一百多年的相互融合、相互成就，“馬克思主義(yi) 的命運早已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命運、中國人民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15]。
從(cong) 理論上講，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真理，它具有普遍性，但是普遍的東(dong) 西總要落到實處、落到具體(ti) 處，否則就無法發揮其普遍性作用，就會(hui) 成為(wei) 抽象的東(dong) 西，乃至成為(wei) 一種教條。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一種改變世界的力量，也必須落到實處、落到具體(ti) 處，也即和各國具體(ti) 實際、各民族文化傳(chuan) 統相結合。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從(cong) 誕生之日起，就有了這種自覺意識，不斷把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在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過程中，也產(chan) 生了新的文化形態，那就是革命文化和社會(hui) 主義(yi) 先進文化，它們(men) 都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構成成分。
其次，還要實現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化，使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煥發出時代的魅力和光芒。在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創造中，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就是其“根脈” [16]。如果丟(diu) 掉了，我們(men) 就會(hui) 不知來路，忘記歸途。
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必須植根於(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之中，從(cong) 豐(feng) 富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之中汲取營養(yang) ，不斷壯大自身。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一代代中華兒(er) 女生命曆程的表征，記載著中華民族的所思所想所行，已經融入到我們(men) 的血液之中，成為(wei) 我們(men) 的文化基因。但是傳(chuan) 統文化承載的是中華民族的過去，它是中華民族過去的苦難和輝煌的見證，一定會(hui) 有其曆史局限性，而中華民族走進新時代，融入世界曆史之中，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都要求我們(men) 實現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化。這就要求它必須和馬克思主義(yi) 相結合，馬克思主義(yi) 是一種麵向現代、麵向未來的先進文化形態。在實現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yi) 就是一種催化的力量。
最後，構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化的最後和最終所求，乃是構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成就中華民族新文化。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之所以關(guan) 注文化的主體(ti) 性，其根本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獨立性，以精神獨立助力和鞏固社會(hui) 政治經濟的獨立，保證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地位。在五千年曆史中，中華民族雖然屢遭劫難，尤其到了近代，甚至遭遇亡國滅種的危機，然而獨立的中華文化、中華文明，讓我們(men) 麵對帝國主義(yi) 的文化殖民、奴化教育時，能夠始終不忘根本，恪守中華文化身份認同。
然而，戰火的硝煙已經遠去，中華大地和平已久。在這種和平的歲月裏，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早已被衝(chong) 散，人們(men) 往往會(hui) 被各種外來文化的“新奇”所吸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中華文化的承繼者、實踐者、守護者，時刻不能丟(diu) 掉危機意識，必須披荊斬棘、奮發有為(wei) ，帶領中國人民重鑄中華文化之輝煌，必須時刻牢記“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men) 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1]。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中華民族的重要曆史任務，就是賡續中華文明，發展馬克思主義(yi) ，在此基礎上構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以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載體(ti) ，譜寫(xie) 中華民族新文化，以中華民族新文化豐(feng) 富人類文明，為(wei) 人類文明的躍遷提供不竭動力。
四、建構中華文化主體(ti) 性的重要意義(yi)
“對文化建設來說，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2]。在文化建設中，守正的一個(ge) 重要方麵就是堅守“中華文化主體(ti) 性”[2]。堅守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ti) 性，建構具有主體(ti) 性的中華民族新文化，不但對於(yu) 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價(jia) 值，對於(yu) 人類文化文明的發展也有重要意義(yi) 。
（一）它是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7]。尤其在今天世界一體(ti) 化、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種文化在全球範圍相互交流激蕩，一些文化在這一過程未能堅守根本，逐漸消失不見，整個(ge) 民族失去文化身份認同。中華民族的過往經曆，使我們(men) 對文化身份的失守痛感心扉、刻骨銘心。因此，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在文化建設方麵，我們(men) 特別注重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設，文化自信也是習(xi) 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堅定文化自信，就得有文化可供堅定，也即我們(men) 的文化自信需要有明確的對象，這種文化既是中華民族的，也是現代的，具有先進性。我們(men) 當前所講的文化自信，是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hui) 主義(yi) 先進文化的自信，而這些文化資源將會(hui) 熔鑄進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之中，實現質的飛躍，確立了主體(ti) 性的中華民族新文化將為(wei) 文化自信提供堅實的基礎。正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才說，“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men) 的文化主體(ti) 性”[1]。同時，中國的近現代曆史也深刻表明：“失去文化主體(ti) 性，文化空間被外來文化占據，就隻能產(chan) 生文化自卑感，導致民族文化失敗主義(yi) 的滋生”[18]。
（二）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精神力量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偉(wei) 大的夢想。在今天，我們(men) 比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有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決(jue) 心和毅力。然而，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絕不僅(jin) 僅(jin) 是經濟實力的增長、物質財富的繁榮，更包括思想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沒有思想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就難有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19]。而思想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最典型的標誌就是形成具有主體(ti) 性的文化，這種文化不僅(jin) 是民族獨立性的精神力量，更是整個(ge) 民族能夠“在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的思想支撐。[11]13
（三）它是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條件
人類的曆史也是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曆史，自古以來，各民族的文明就是在交流互鑒中得到豐(feng) 富和發展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feng) 富”[20]。而文明能夠交流互鑒的重要條件，就是文明文化的主體(ti) 性存在，霸權文化與(yu) 附庸文化之間既無交流互鑒的必要，也沒有交流互鑒的條件。霸權文化是不屑於(yu) 從(cong) 附庸文化那裏汲取營養(yang) 的，而附庸文化本身又缺乏獨立性、主體(ti) 性，是霸權文化的低級組成部分，缺乏交流互鑒的能力。正是在這一意義(yi) 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說，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確立，“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1]。也即其他文明就可以把中華文明從(cong) 人類文明的百花園中識別出來，“發掘”其優(you) 秀成分，從(cong) 而為(wei) 其所用，促進其自身文明的躍遷發展；而中華文明也因為(wei) 自身文化的主體(ti) 性，可以發現其與(yu) 其他文明的差異、互補部分，從(cong) 而汲取人類創造的一切優(you) 秀文化成果，為(wei) 我所用。
（四）它是促進人類現代文明轉型躍遷的有生力量
“每個(ge) 時代都有每個(ge) 時代的精神”[11]113。現代人類精神的表征就是人類創造的現代文化文明。現代文化在人類自由解放的曆程中，曾經起到過重要作用，使人類實現了從(cong) 身份到契約的轉化，消除了人身依附關(guan) 係，在政治和法律上確立了人人自由平等的觀念，同時還創造了極為(wei) 豐(feng) 富的物質財富。然而，人類的任何一種文化類型都是一種曆史性存在，不可能永恒不變，都要被新的更高級的文化所取代，實現文明的躍遷。由文藝複興(xing) 、啟蒙運動、宗教改革等所啟動的現代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資產(chan) 階級文化，服從(cong) 於(yu) 資本的增殖邏輯。按照馬克思主義(yi) 的觀點，在現代社會(hui) ，人類雖然擺脫了人身依附關(guan) 係，然而又開始為(wei) 外物所役。正是現代文化所固有的缺陷，帶來了現代文明的全麵危機，包括生態危機、貧富兩(liang) 極分化危機、經濟危機、核戰爭(zheng) 危機等。可以說，當前時期，人類的現代文化文明到了曆史的拐點。而中華民族新文化卻是一種全新的現代文化類型，它是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的，致力於(yu) 建設生態文明、實現共同富裕、鞏固世界和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文化，它的主體(ti) 性的確立和成熟，必將豐(feng) 富人類的現代文明，有力地促進人類現代文明的轉型和躍遷。
結語
目前學術界關(guan) 於(yu) 構建中華文化主體(ti) 性的研究尚處於(yu) 起步階段，相關(guan) 研究成果較少。本文從(cong) 四個(ge) 維度對其解讀把握，算是一種出於(yu) “拋磚引玉”目的的嚐試，希望能夠引起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深化研究。文化的主體(ti) 性對一個(ge) 種文化來說至關(guan) 重要，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建設過程中一定要注重主體(ti) 性建設，在深化推進“第二個(ge) 結合”中建成中華民族的現代文化、現代文明，為(wei) 人類文化文明的發展做出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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