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決(jue) 定》提出要“準確把握我國國家製度和國家治理體(ti) 係的演進方向和規律”，在“總結曆史和麵向未來”“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基礎上，“全麵實現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標誌著中國的治理模式正在進入一個(ge) 全新的現代化轉型階段，我國將探索人際與(yu) 人地和諧相處的文明新模式，而不再追求簡單的市場經濟總量增長。
進入21世紀以來，不僅(jin) 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而且中國國內(nei) 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也帶來了公共經濟領域的一些利益衝(chong) 突與(yu) 矛盾，從(cong) 而引發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反思。比如，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改革究竟應該向何處去？中國的國家治理模式在全球的文明演化中將扮演什麽(me) 角色？
一、西方治理理論的邏輯困境
目前學界在討論治理體(ti) 係時，大多是從(cong) “國家運行的製度載體(ti) 和機製保障”的角度進行分析，但對這個(ge) 載體(ti) 的運行目標並沒有明確的界定。正是由於(yu) 這個(ge) 缺陷，當西方學者提出“所謂‘沒有政府統治的治理’等口號，明確傳(chuan) 遞出主張國家退場、消解國家邏輯的立場”時，難免顯得手足無措。實際上，從(cong) 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把國家治理視為(wei) 公共產(chan) 品的提供，那麽(me) 我們(men) 就很清楚，主張國家退場，就是主張公共經濟多頭競爭(zheng) ，就會(hui) 帶來外部性問題無人解決(jue) 的困局。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與(yu) 經濟史事實正在證明，無論是理論上的“強弱國家論”（艾西莫格盧等人）、“財政國家論”，還是英美等國在崛起過程中的“大政府”事實與(yu) “出場”“出海”記錄，都表明“小政府、大市場”的理論與(yu) 政策主張隻是一個(ge) 爬上梯子之後試圖蹬掉椅子的陰謀伎倆(lia) 。該伎倆(lia) 的反複使用表明發達國家無法阻擋追趕者的絕望心情與(yu) 焦慮心態。特別是為(wei) 了欺騙那些急於(yu) 追趕的後來者，這些自命為(wei) “科學真理”的評判者，竟然玩起了文字遊戲，在所謂的治理（governance）與(yu) 統治（government）之間作出區分，並推崇多元主體(ti) 的治理模式，從(cong) 而混淆不同公共產(chan) 品、不同提供機製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在最為(wei) 流行的朗文英文辭典中，govern的第一個(ge) 釋義(yi) 就是torule，government的第一個(ge) 釋義(yi) 是theactoractionofgoverning，governance的第一個(ge) 釋義(yi) 也是theactofgoverning。換句話說，英文世界本來就不存在“治理”與(yu) “統治”的差異，這個(ge) 差異隻是某些人為(wei) 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構建出來的。
然而，從(cong) 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沒有強製力壟斷的公共經濟是不存在的，公共產(chan) 品的多元化提供是不可能的。因此，消解國家與(yu) 去中心化就是要廢除公共經濟機製，使人類文明倒退回野蠻的叢(cong) 林狀態。確實，如果我們(men) 討論的是公共產(chan) 品的供給者，多元化的提供方式是存在的，但對每一種方式來說，主體(ti) 的壟斷強製力卻是必須的，而國家是所有機製中的基本盤，是迄今為(wei) 止最有效的公共經濟機製。因此，國家在提供社會(hui) 凝聚力（強製力）方麵的責任或功能是無法替代的。正是由於(yu) 不願承認國家的不可替代性，僅(jin) 僅(jin) 試圖用“元理論”來強調國家的重要、又不願意回到原有的國家理論的做法“構成了西方治理理論的內(nei) 在困境”。
實際上，西方的一些研究者主要是為(wei) 一小撮資本家服務的“利益代言人”，他們(men) 早期主張的“國家出場”“國家權威”是為(wei) 資本家的市場經濟發展提供條件，後期對“國家消解”的主張同樣是為(wei) 占據了競爭(zheng) 優(you) 勢地位的壟斷資本家或資源壟斷者的“自由發揮”服務。
最後，由於(yu) 西方的學者沒有在理論上對私人經濟與(yu) 公共經濟進行區分，因此認為(wei) 國家的權威是在“對人們(men) 的生活行使決(jue) 定性的權力”。但實際上，作為(wei) 公共經濟體(ti) 製的典型，國家隻是對公共生活或公共事務行使權力。很顯然，深受政治學影響的公共管理領域的學者，過於(yu) 強調國家在做什麽(me) ，而忽視了國家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做的原因分析。特別是，如果我們(men) 仍然沿著西方的政治邏輯來強調國家治理的程序，比如人民群眾(zhong) 對“權力、秩序與(yu) 能力”的“認可”“同意”“認同”，忽視中國傳(chuan) 統治理經驗對治理績效的關(guan) 注，忽視“公共治理”是“公共產(chan) 品的提供”，忽視“供給者的能動性作用”與(yu) 消費者的事後認可邏輯與(yu) 監督功能，就會(hui) 忽視績效評估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
二、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曆史傳(chuan) 承
社會(hui) 學家希爾斯曾寫(xie) 道:“拋棄傳(chuan) 統應當看成是新事業(ye) 的一種代價(jia) ；保留傳(chuan) 統則應算作是新事業(ye) 的一種收益。”顯然，隨著人類文明的再次轉型，隨著華夏文明的和平崛起，一個(ge) 能解釋過去、指導未來的中國經濟學正在呼之欲出。而要解決(jue) 這些重大的社會(hui) 問題，既需要概念體(ti) 係的創新，也需要曆史經驗的借鑒，而儒家經世濟民學說包含的多元化多層級公共經濟體(ti) 製的思想恰恰為(wei) 我們(men) 今天的理論探索提供了很多啟發。
第一，誕生在古代中國的黃河文明很好地解決(jue) 了公與(yu) 私之間的矛盾，用家國天下的體(ti) 係構建了一個(ge) 持續擴展的公共經濟機製。儒家學者構建的公共經濟體(ti) 製以公私經濟的明確分工為(wei) 前提，以公共產(chan) 品供求雙方對各自行為(wei) 規範與(yu) 邊界的恪守為(wei) 基礎，形成了儒法結合的治理體(ti) 係。特別是，儒家學說在法律製度仍不健全的情況下，積極構建非正式供求博弈製度，不僅(jin) 用“道德”來規範普通人的行為(wei) ，而且用“天道”“誠信”來指導公共經濟行為(wei) 者的作為(wei) 。盡管他們(men) 知道，法家的酷政可以用來約束公共經濟參與(yu) 者的行為(wei) ，但由於(yu) 公共經濟利益邊界的不確定與(yu) 信息的不對稱，真正做到“以事實為(wei) 依據，以法律為(wei) 準繩”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儒家不主張僅(jin) 僅(jin) 通過暴力強製來限製公共經濟供給者的越軌行為(wei) ，而傾(qing) 向於(yu) 使用道德軟約束來引導從(cong) 事公共經濟活動的精英，盡量減少難以監督的行政腐敗等問題產(chan) 生的動機。因此，明曉“徒法不能以自行”的儒家，主張充分利用“天道”“誠信”以及教育與(yu) 輿論的作用來促使統治精英自主選擇利他行為(wei) 。所有這些儒家的經世濟民思想，對我們(men) 探索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新型公共經濟體(ti) 製與(yu) 中國經濟理論體(ti) 係來說，仍有許多借鑒意義(yi) 。
第二，儒家學說對人性的兩(liang) 分法理解、對利他精英的改造培養(yang) 很可能構成了社會(hui) 科學，特別是公共經濟學顛覆性創新的基礎。近代以來的科學民主浪潮，帶來了理性的科學方法，也帶來了學科僭越的惡果。以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為(wei) 基礎的曆史進化論顛覆了古典的人性多元化預設，不僅(jin) 假設人與(yu) 人都一樣，使得社會(hui) 精英的修身養(yang) 德成為(wei) 不必要，而且推崇“人與(yu) 動物一樣，都以自我保存、生存發展為(wei) 終極本性”的生物性經濟學假設，特別是構建了以經濟人為(wei) 基礎的公共選擇理論與(yu) 公共經濟學體(ti) 係，導致了社會(hui) 精英的墮落與(yu) 社會(hui) 矛盾的激化。在此背景下，儒家學說的君子性很可能會(hui) 為(wei) 社會(hui) 科學特別是公共經濟學的發展提供啟示。
第三，儒家學者清晰認識到了公共產(chan) 品的多元化特征，進而提出了多層級的家國天下理論，從(cong) 而為(wei) 全球化背景下國內(nei) 市場與(yu) 國際市場的關(guan) 係處理、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與(yu) 西方競爭(zheng) 性文明漸漸陷入理論悖論的困境不同，中國古代文明的空間開放性與(yu) 血緣包容性特征，很有可能為(wei) 現代文明的未來轉向與(yu) 全球治理僵局的破解提供某些啟發。
第四，作為(wei) 儒法國家傳(chuan) 統支柱思想之一的法家學說，特別是法家學說中有關(guan) 國家治理的思想同樣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chan) 。事實上，自秦代開始，各個(ge) 朝代治理國家所運用的有效製度，幾乎都是以法家思想為(wei) 基礎建構起來的，這些建構過程中運用的法家思想及其背後的公共經濟邏輯對今天的現代文明轉型探索依然有著現實的價(jia) 值。盡管涇渭分明、差異明顯，但法家之仁義(yi) 觀與(yu) 儒家思想存在著相通相容之處，因而共同構成了儒法國家的理論基礎。更為(wei) 重要的是，法家在推崇中央集權製度的過程中隱隱約約地意識到了壟斷的強製力對公共經濟運行與(yu) 集體(ti) 行動的邏輯來說至關(guan) 重要，意識到了“強國家”與(yu) 發展型政府對公共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從(cong) 而觸碰到了公共經濟理論的核心議題，奠定了經世濟民思想的理論基礎。
三、現代國家治理的理論嚐試
盡管中國的很多學者已經在國家治理方麵進行了長期研究，也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就像馬新（2019）在討論鄉(xiang) 村治理模式時提到的那樣，中國國家治理研究的許多基本問題並未得到很好的解決(jue) ，堅持不懈的努力並未得到應有的成果，而“其中一個(ge) 重要原因，在於(yu) 我們(men) 過多依賴外來理論”。
近年來國內(nei) 學者的研究開始嚐試提出自己的理論體(ti) 係，試圖從(cong) 公共經濟與(yu) 文明演化的角度對國家治理內(nei) 涵進行解讀。這些研究在集體(ti) 主義(yi) 方法論的基礎上，從(cong) 人類更為(wei) 原生的種群生存目標出發，用公共產(chan) 品的供求原理來解釋國家治理結構轉型過程中的集體(ti) 行為(wei) 邏輯與(yu) 經濟效率邏輯。特別是他們(men) 用公共產(chan) 品需求結構的變遷來解釋國家治理結構轉型的動力，用公共產(chan) 品需求的衝(chong) 突來解釋現代國家治理的困境。在這個(ge) 理論模型中，治理結構的轉型實際上就是公共經濟體(ti) 製的變遷，作為(wei) 一種應對生存挑戰的嚐試，現代國家治理結構的構建成功依賴於(yu) 決(jue) 策效率與(yu) 執行效率的同時提高。並且，新體(ti) 製是社會(hui) 精英為(wei) 應對挑戰而有意構建更為(wei) 有效的公共經濟體(ti) 製努力的產(chan) 物，是各類結構相互競爭(zheng) 、優(you) 勝劣汰的社會(hui) 演化的結果。這個(ge) 研究為(wei) 我們(men) 國家治理體(ti) 係的構建提供了一個(ge) 新的理論基礎。
以此為(wei) 基礎，我們(men) 同意陳進華關(guan) 於(yu) 治理體(ti) 係現代化中“公共目標”“需要的結構”“複雜化治理對象”“多樣化治理方式”“多維度治理過程”的判斷，但不同意他關(guan) 於(yu) 治理體(ti) 係現代化是“平衡個(ge) 人利益、增進公共利益”的過程。我們(men) 認為(wei) 國家治理體(ti) 係隻是一個(ge) 公共經濟運行機製，因此絕對的權威是必須的，自治是不可能的。並且，我們(men) 認為(wei) ，在新常態的背景下，現代國家治理的內(nei) 涵既要包括生存型公共產(chan) 品的提供，又要包括發展型公共產(chan) 品的提供。同時，在兩(liang) 類公共產(chan) 品的提供上，國家治理結構經曆一個(ge) 由生存型公共產(chan) 品為(wei) 主，到發展型公共產(chan) 品為(wei) 主，再到二者並重的發展過程，而這個(ge) 均衡治理的目標恰恰是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的方向所在。
（作者係河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