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8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hui) 上強調：要推進黃河文化遺產(chan) 的係統保護，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jia) 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曆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wei)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因此，挖掘黃河新的文化價(jia) 值與(yu) 功能，成為(wei) 當代保護傳(chuan) 承與(yu) 振興(xing) 黃河文化的重要任務。
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指的是圍繞著黃河內(nei) 蒙古段展開的水陸交通運輸、貨物交流、技術轉移、人員合作、組織管理等係統工程。由於(yu) 黃河內(nei) 蒙古段是黃河最北、最平緩的一段，流經多民族、多經濟形態地區，因此孕育出獨特的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文化。
一、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奠定了中國北部疆域，維護了國家社會(hui) 穩定
公元前221年，秦並六國，到漢朝建立大一統國家，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並得到初步發展。當時中央政府對所轄疆域有“北邊郡”和“內(nei) 郡”之稱。統治者對北邊尤為(wei) 重視。《史記》卷二八《封禪書(shu) 》說漢武帝行跡：“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曆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史記》卷三《平準書(shu) 》：“於(yu) 是天子北至朔方，東(dong) 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司馬遷說的北邊，主要地理範圍就是今天內(nei) 蒙古黃河流域。《史記》卷二四《樂(le) 書(shu) 》曰：“天馬來兮從(cong) 西極，經萬(wan) 裏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包頭地區就出土了“四夷盡服”“單於(yu) 天降”的瓦當，這片區域見證了中國北部疆域的形成。
內(nei) 蒙古黃河流域的穩定，關(guan) 乎全國穩定。《史記》卷三《平準書(shu) 》：“嚴(yan) 助、朱買(mai) 臣等招來東(dong) 甌，事兩(liang) 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鑿山通道千餘(yu) 裏，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qin) ，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幹戈日滋。”可見早在漢代，北邊的穩定已經影響全國。光緒《汾陽縣誌》卷十三“藝文”，收錄曹學聞《開修黃蘆嶺東(dong) 路紀德政碑記》，上載“永寧州，界連西陲，北達邊外，歸綏諸路商賈遠貿粟麥，泛皮船隨黃流南下，聚於(yu) 州西磧口，一府之民仰利賴焉。而東(dong) 至太原，南抵平陽，州縣凡二十餘(yu) ，亦視汾為(wei) 橐鑰，概所係非特一方生計矣”。清代內(nei) 蒙古黃河河運更是為(wei) 山陝、魯豫等地運輸糧食等物資，“所係非特一方生計”，關(guan) 乎全國穩定。
因此，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並非簡單的物資運輸，由漢至清，它為(wei) 中國多民族國家北部疆域的形成和社會(hui) 穩定奠定了基礎；近代以來，黃河兩(liang) 岸河路漢偷渡黃河，又將日本布防情況匯報我軍(jun) ，為(wei) 抵禦外敵、民族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二、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促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形成
內(nei) 蒙古黃河河運，首先是人員的交流。《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載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築長城河上，蒙恬將三十萬(wan) ”。張騫“鑿空西域”帶來的是食品、織物等物產(chan) 的交流。《鹽鐵論·力耕》載大夫言已經說到“異物內(nei) 流”情形。烽燃遺址出土的麻織品可能多來自中原地區。黃河北岸“騾驢駝駝、驒馬、鼲貂狐貉、采旃文罽與(yu) 西南織錦、中原麻織、農(nong) 作物等”相互交流，共同創造出中華民族共建共享的民族文化產(chan) 業(ye) 。
隨著民族交融，清代以降，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輸入到內(nei) 地的也不僅(jin) 僅(jin) 是“異寶”了。《綏遠通誌稿》卷七十“水路”載：“自乾隆以還，口外墾殖日廣，民股物阜，出境之油、糧、鹽、堿、甘草各貨，入境之日用雜貨，山西與(yu) 歸綏往來之商運，凡經河路者，皆以托屬河口為(wei) 唯一之碼頭。”從(cong) 乾隆年間到民國時期，由內(nei) 蒙古經黃河運到山西的貨物有糧、油、鹽、堿、藥材、皮毛等，但以糧油為(wei) 最大宗。糧食品種主要是糜黍、穀子、高粱、豆類及玉米、大小麥等，油料主要是胡麻。內(nei) 蒙古供貨支線有阿拉善盟從(cong) 吉蘭(lan) 泰鹽池到舊磧口的運鹽駝路，五原、臨(lin) 河一帶各大幹渠的運糧水道，杭錦旗、達拉特旗的甘草馱運線，鄂托克旗的運堿駝路，內(nei) 蒙古段各條支線以供貨為(wei) 主，山西段若幹支線以運銷為(wei) 主。
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與(yu) 山西相關(guan) 。《臨(lin) 縣誌》載：“在京包鐵路未建之前的170多年間，每日有50餘(yu) 隻木船往來於(yu) 磧口碼頭，大批糧、油、皮毛、鹽堿、藥材等雜貨，自陝甘綏蒙等地源源運載而來。棉布、綢緞、茶葉、陶瓷、煙酒、火柴、粉條等物品，自太原、汾州等地由陸路馱運至磧口，轉銷於(yu) 大西北。”可見甘肅、寧夏、陝西、內(nei) 蒙古、山西等沿黃省市都因黃河河運產(chan) 生聯係，而黃河內(nei) 蒙古段恰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ge) 環節。
黃河河運促成山西、陝北、河北、山東(dong) 、甘肅等地的農(nong) 民將開渠打壩、引水澆地等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技術以及把內(nei) 地的手工技術和商業(ye) 貿易經營方式帶到黃河以北。他們(men) 在此紮根，除進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外，還有挖甘草、下窯背炭、在黃河上拉船、在沙漠中拉駱駝、打短工、放冬羊、開碾磨油房，等等，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們(men) 因黃河河運而形成命運共同體(ti) ，其中產(chan) 生的產(chan) 品交易、商業(ye) 管理、社會(hui) 治理等經驗，在今天依然有借鑒意義(yi) 。
三、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拓展了中國發展新空間
內(nei) 蒙古早期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沿黃河而形成並發展的。除有名的雲(yun) 中郡、九原郡外，還有一些“當路塞”“直當道之塞”，也逐漸發展成人口稠密的小城鎮。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不僅(jin) 僅(jin) 是水運，沿黃河運的一個(ge) 顯著特點是水陸結合。早期因統治者巡幸及邊防所需，沿黃河運與(yu) 秦直道等沿黃馬道相結合，維持著中央政府對北邊的有效治理。隨後由於(yu) 陸上絲(si) 綢之路的貫通，沿黃河運又與(yu) 絲(si) 路駝道、萬(wan) 裏茶道相銜接，促進歐亞(ya) 大陸的商業(ye) 貿易與(yu) 人員交流。可以說，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是古代中國與(yu) 域外世界溝通、擴展發展新空間的重要渠道。今天東(dong) 南沿海成為(wei) 中國對外開發的前沿，內(nei) 蒙古沿黃地區可以通過烏(wu) 蘭(lan) 察布連接北京，讓北邊的草原與(yu) 東(dong) 南的海洋均成為(wei) 內(nei) 蒙古的外際交流，共同推動內(nei) 蒙古再次飛躍。
總的來看，內(nei) 蒙古黃河流域是典型的農(nong) 牧交錯帶，沿黃河運的發展，使其成為(wei) 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紐帶，有力地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形成，支撐了中華文明的持續發展與(yu) 繁榮，維護了國家的穩定和長期統一。
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更與(yu) 萬(wan) 裏茶道、草原絲(si) 路等陸路運輸相連通，促使中國與(yu) 其他文明交流互鑒，拓展新的發展空間。可以說，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文化是黃河文化的精髓，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是中華黃河河運之根，各民族守望相助之魂。對於(yu) 今天築牢中國北部疆域穩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延拓向外發展新空間具有重要的借鑒價(jia) 值。
近代以來，隨著東(dong) 南海運、京綏鐵路等興(xing) 起與(yu) 環境變遷，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溝通東(dong) 西、輸送物質的交通功能逐漸隱退，其大部分地區演變成了曆史遺跡和地理景觀。內(nei) 蒙古黃河文化保護傳(chuan) 承振興(xing) ，需要從(cong) 政治、經濟、軍(jun) 事、文化、國家戰略、國家軟實力、大一統思維等全麵考察和梳理，同時也需要根據河路漢的口述，展現近代以來從(cong) 事內(nei) 蒙古黃河河運的人、物產(chan) 、河道環境、河路社等內(nei) 蒙古沿黃河運文化，並試圖根據文獻和口述複原一些物件、場所，以供未來文化保護和合理開發之需。
（作者係內(nei) 蒙古民族文化產(chan) 業(ye) 研究院院長，內(nei) 蒙古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