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1日，《晨報》敢為(wei) 人先，在第七版副刊編輯出版了“勞動節紀念”專(zhuan) 號，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起源和現實意義(yi) ，號召中國工人階級與(yu) 國際勞動組織接軌。
在李大釗的幫助和影響下，總編輯陳溥賢在《晨報》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zhuan) 欄，發表了《近代社會(hui) 主義(yi) 鼻祖馬克思之奮鬥生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等宣傳(chuan) 馬克思主義(yi) 的文章，對馬克思主義(yi) 的早期傳(chuan) 播作出了特殊貢獻。
1919年5月1日這天的《晨報》，是中國報紙第一次出專(zhuan) 號紀念“五一”勞動節（龔育之《中國二十世紀通鑒》）。專(zhuan) 號一共刊發了5篇文章，發在頭題的是署名“淵泉”的《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淵泉即陳溥賢(1891―1957)，字博生，筆名淵泉，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人，中國著名報人，他早年赴日本留學，畢業(ye) 於(yu) 早稻田大學經濟係。1916年回國，和李大釗一起進入了《晨鍾報》社任編輯，後任《晨報》總編。
在李大釗的協助下，陳溥賢在《晨報》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zhuan) 欄，以“淵泉”為(wei) 筆名撰寫(xie) 了《近代社會(hui) 主義(yi) 鼻祖馬克思之奮鬥生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等宣傳(chuan) 馬克思主義(yi) 的文章，他撰寫(xie) 的時評《各國要承認列寧政府了》，解釋了布爾什維克的真實含義(yi) 。
陳溥賢在《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中指出：“人類在社會(hui) 生活上有三大基本的權利。第一是生存權。第二是勞動權。第三是勞動全收權。我們(men) 人類能夠有這三種的權利，才算得是真正的人。我們(men) 所生活的社會(hui) ，能夠保障這三種的權利，才算是完全的社會(hui) 。所以我們(men) 要想做一個(ge) 真正的人，非得這三種的權利不可。我們(men) 要得這三種的權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會(hui) 不可。”他提出“要保障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非使我們(men) 的勞動者在政治上、社會(hui) 上、經濟上占得中心的地位”。他在文章中特別指出，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我們(men) 所說的勞動者，不是專(zhuan) 指身的勞動者而言，心的勞動者當然也在這個(ge) 範圍以內(nei) 。”他號召“身心的勞動者，聯合起來，做社會(hui) 的中堅，發揚光大新社會(hui) 的新文化，保障人類三大基本的權利，豈不是我們(men) 大大的幸福嗎！”
發在專(zhuan) 號第二條的是署名“守常”的《五一節MAYDAY雜感》，守常是李大釗（1889—1927）的字。他在《五一節MAYDAY雜感》中指出：“（勞動節）是世界工黨(dang) 第一次舉(ju) 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聖經典頒布的日子！”他熱情洋溢地說：“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歡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幾個(ge) 工人，就多有幾個(ge) 人歡喜。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覺醒了，都作了工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樣的歡喜！”李大釗充滿希望地預見：“我們(men) 中國今年今日，注意這紀念日的人還少。可是明年以後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他呼籲：“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是馬克思的誕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他誕生百年的誕生日，也是世界的勞工共和國的誕生日。我們(men) 應該紀念這個(ge) 五月，紀念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誕生的人物，紀念這一八九○年五月一日創行的典禮，更紀念這一九一八年誕生的世界新潮。”
專(zhuan) 號第三篇文章是署名“一粟”的《對於(yu) 勞動節的感想》。一粟即高一涵（1885－1968），原名高水浩，別名涵廬、夢弼等，安徽六安人。高一涵自幼讀書(shu) 好學，1912年自費留學日本。1916年，高一涵回國，與(yu) 李大釗同辦《晨報》，經常為(wei) 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撰稿，並協辦《每周評論》。
高一涵在《對於(yu) 勞動節的感想》中指出：“一、西方所產(chan) 生的勞動節，在我們(men) 中國必定也要得一個(ge) 結果。二、這個(ge) 勞動節的結果，比十八世紀末期革命的結果，必定要來得迅速。”他在文中提倡社會(hui) 平等：“勞動者和資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參與(yu) 的資格，社會(hui) 生計上的不平等，未嚐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機會(hui) ，使之歸於(yu) 平等。”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現在雖然掛了塊“民國”的招牌，但是政治上沒有解決(jue) 平等問題，實在沒有解決(jue) 勞動問題。他說要想實現平等，“就應該順應世界的潮流，因勢利導，從(cong) 速造成政治上的平等機會(hui) ，才有平穩進行的希望”。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十世紀之大問題》。文中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有一場大革命，就是無產(chan) 階級革命。無產(chan) 階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會(hui) 上的貧富不均，而貧富不均是由私有財產(chan) 、私人企業(ye) 造成的。無產(chan) 階級革命的目標是要廢止這種社會(hui) 製度，“是要把全國所有的田地、工場、礦山機械、鐵路船舶等一切生產(chan) 要具，概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直接管理經營。”他描繪理想中的社會(hui) 製度是人盡其才，或種田，或做工，或教書(shu) ，或當官，或當記者，或當演員，各司其職，隻是社會(hui) 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分。這種社會(hui) 製度是大勢所趨，誰也阻擋不了。指出，中國“不是從(cong) 前閉關(guan) 時代的狀態，這種風潮，不久也要飛奔過來的”。
第五篇文章是署名“辛木”的《飯碗問題》。文章說，中國的工人、農(nong) 夫、平民的飯碗不及富人家的狗，他們(men) 吃的是雜糧、菜根、樹皮，甚至是泥。他們(men) 出了大力，吃了大虧(kui) ，卻能逆來順受，相安無事。這就是中國的特別國情。作者怒問道：“這樣的國情，可以長久嗎？可以相安嗎？可以不謀改良嗎？”作者指出：“現在世界的新潮，排山倒海而來，眼前就要破皮。我很希望一股有腦筋的人，大家出來研究研究，早點想個(ge) 法兒(er) ，免得河翻水濫，措手不及呀。”
《晨報》經曆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社會(hui) 改造運動等，曾對馬克思主義(yi) 的早期傳(chuan) 播作出特殊貢獻。1928年6月，國民黨(dang) 軍(jun) 隊進入北京後一度停刊。同年8月5日，由閻錫山操縱再度出版，改名《新晨報》。閻錫山撤出北京後，恢複《晨報》報名。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yi) 發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後，《晨報》依附南京國民黨(dang) 政府，抗戰勝利前夕停刊。
（作者係台兒(er) 莊戰役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