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黃河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和幹流，黃河政治文明是黃河文明最有影響力和生命力的部分，全麵、客觀、辯證、長遠地分析黃河政治文明的精神內(nei) 核，萃取其治理智慧，是我們(men) 在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邏輯。黃河文明具有豐(feng) 富的優(you) 良政治基因，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大一統的國家觀，民惟邦本的價(jia) 值觀，賢能在位的用人觀，陰陽平衡的秩序觀，五行生克的變革觀，總攬樞要的領導觀，剛柔相濟的治理觀，家國一體(ti) 的人生觀，協和萬(wan) 邦的外交觀。文明乃民族靈魂與(yu) 文化血脈，要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目標，必須對黃河文明的優(you) 良政治基因進行審視、提煉、轉化、創新、運用，以增強國家現代治理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省、文化自新、文化自強。
2019年9月16日至9月18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到河南進行了為(wei) 期三天的考察調研，9月18日上午在鄭州主持召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hui) 並發表重要講話。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千百年來，奔騰不息的黃河同長江一起，哺育著中華民族，孕育了中華文明。早在上古時期，炎黃二帝的傳(chuan) 說就產(chan) 生於(yu) 此。在我國5000多年文明史上，黃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關(guan) 中文化、齊魯文化等，分布有鄭州、西安、洛陽、開封等古都，誕生了‘四大發明’和《詩經》《老子》《史記》等經典著作。九曲黃河，奔騰向前，以百折不撓的磅礴氣勢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華民族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要推進黃河文化遺產(chan) 的係統保護，守好老祖宗留給我們(men) 的寶貴遺產(chan) 。要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jia) 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曆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wei)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
在中國曆史和人類文明史上，黃河不僅(jin) 代表一條河流，還是一種偉(wei) 大文明的象征，是一種集體(ti) 行為(wei) 模式的象征。黃河流域孕育的民族，發展成為(wei)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偉(wei) 大民族；黃河孕育的中華文化，作為(wei) 唯一綿延不斷的文明深刻影響著世界，為(wei) 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qin) 河，是中華文明的搖藍。黃河文明中蘊含的豐(feng) 富的哲學思想、價(jia) 值理念、政治製度、治理藝術、人文精神、道德規範，也為(wei) 我們(men) 今天的治國理政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於(yu) 黃河文明腹心之地政治風雲(yun) 的磅礴氣象，劉禹錫詩雲(yun) ：“萬(wan) 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hui) 中央。”司馬光詩曰：“若問古今興(xing) 廢事，請君隻看洛陽城。”黃河文明具有典型的政治早熟性，不僅(jin) 在現今中國範圍和東(dong) 亞(ya) 文化圈是最早形成係統的政治理念、政治體(ti) 係和豐(feng) 富政治實踐的文化區域，而且在世界範圍內(nei) 也是政治文化發育最早並且形成獨特政治體(ti) 係的區域之一。比如，從(cong) 曆史傳(chuan) 說和最早的文字記載來看，中華民族公認度最高的文明始祖黃帝就是一位誕生並主要活動於(yu) 黃河流域的卓越的部落領導者和神聖的政治家，我國最早的曆史就是三皇五帝在黃河流域的政治活動史。尤其重要的是，黃河政治文化是一種活態文化，不僅(jin) 有機地融入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政治實踐，而且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現實的政治理念、政治架構和政治實踐。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和國家治理體(ti) 係是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製度和治理體(ti) 係”。毫無疑問，這種體(ti) 現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和國家治理體(ti) 係中的深厚文化根基，必然包含了黃河政治文明的優(you) 良基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之轍，後車之鑒；隻有不忘來路，才能開辟前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隻有深入地分析探究黃河政治文明的優(you) 良基因和曆史局限性，以馬克思主義(yi) 辯證的科學態度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我們(men) 才能增強自信和定力，更好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並將這種製度優(you) 勢轉化為(wei) 強大的治理效能。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在幾千年的曆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guan) 於(yu) 國家製度和國家治理的豐(feng) 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chuan) 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yang) 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餘(yu) 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yi) 追求，孝悌忠信、禮義(yi) 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yu) 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qin) 仁善鄰、協和萬(wan) 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wei) 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上溯其根源，這些思想無不肇始於(yu) 黃河政治文明的優(you) 良政治基因之中。《史記》開篇追述五帝，生於(yu) 黃河之濱河南新鄭軒轅之丘的黃帝首開政治文明的先河，“修德振兵”“撫萬(wan) 民，度四方”，自立一尊，在黃河流域腹地培植了中華民族政治形態的萌芽。其後，顓頊、帝嚳、堯、舜、禹一脈相承，在政治文明上不斷發揚光大。禹子啟正式建立了國家最高權力在血緣宗法範圍內(nei) 傳(chuan) 承的夏朝。其後，商滅夏，周滅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曆經春秋、戰國，到秦始皇統一六國，至兩(liang) 漢、隋唐、北宋，政治中心一直在黃河流域中部地區做大致東(dong) 西水平方向的遷移。即使到南宋、元、明、清，政治中心先向南到杭州、後到北京，淡出了黃河流域，但其係統的政治理念、政治架構、政治規則和政治運轉，仍然是黃河政治文明基因衍生的結果。在黃河政治文化中，肇始於(yu) 黃帝時期的中央集權、天下一統、修德任賢、民惟邦本、德法並治、剛柔相濟、和合萬(wan) 國等國家治理理念和政治智慧，不僅(jin) 影響中國政治數千年之久，造就了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文明和曆史成就，而且對於(yu) 新時代我國應對世界變局、更加有效地參與(yu) 和改進全球治理仍然具有重要價(jia) 值。為(wei) 此，筆者力求以科學態度和學術思維對黃河政治文明優(you) 良基因做以下分析和歸納。
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觀
在當今流行的中國思想話語中，“天人合一”通常指人與(yu) 自然和諧共生的環保理念。實質上，從(cong) 黃河文化政治文明體(ti) 係來看，“天人合一”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哲學。作為(wei) 一種經典的農(nong) 業(ye) 文明，“天”在黃河文明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天”的高不可攀、玄妙難測，“天”的日月相推、四時輪替、星辰布列、鬥轉星移，“天”的春生冬殺、夏長秋收，“天”的豔陽和風、雷電風暴、酷暑嚴(yan) 霜、洪澇幹旱，等等，都讓“天”具有了居高臨(lin) 下、生殺予奪、恩威在握的形象，生命決(jue) 於(yu) 天命，“天”成為(wei) 最高主宰，令人崇拜和敬畏。政治作為(wei) 生產(chan) 、生活、經濟和文化活動的集中體(ti) 現，在利益競爭(zheng) 、博弈、保護和擴張的過程中，為(wei) 了增強合法性，必然地要將“天”這種終極因素納入政治體(ti) 係、作為(wei) 政治行動的旗幟，人間的政治主導者自然就稱為(wei) “天子”，實施政治統治和行動的行為(wei) 自然被稱為(wei) “遵循天命”，“天”成為(wei) 最高統治者及其統治集團天然的眷顧者甚至庇護者。這一點，世界各地的文化莫不如此。但是，黃河政治文明政治基因的優(you) 異之處在於(yu) ，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德行崇高的政治家和富於(yu) 遠見的卓越思想家將“天”與(yu) “人”精妙地聯係在一起，為(wei) 人間現實的政治確立了終極的合法性。在這裏，天心與(yu) 人心融會(hui) 貫通。人心是指民心、公心，而不是當政者的一己之心或團體(ti) 私心，“天”對於(yu) 人間統治者的眷顧不再是無條件的和偏愛的，而是與(yu) 其自身德行緊密相關(guan) ，評價(jia) 其德行的標準取決(jue) 於(yu) 其對於(yu) 芸芸眾(zhong) 生的撫愛和造福程度。對此，中國最古老的政治經典《尚書(shu) 》有精辟的概括：“德惟善政，政在養(yang) 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wei) 善不同，同歸於(yu) 治；為(wei) 惡不同，同歸於(yu) 亂(luan) 。”“惟天無親(qin) ，克敬惟親(qin) ；民罔常懷，懷於(yu) 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yu) 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luan) 。與(yu) 治同道，罔不興(xing) ；與(yu) 亂(luan) 同事，罔不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zhong) 非元後何戴？後非眾(zhong) 罔與(yu) 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天惠民，惟辟（君王）奉天。”“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曾輔佐商湯建國的宰輔伊尹在還政於(yu) 王位繼承人太甲時作《鹹有一德》告誡他：“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yu) 一德；非商求於(yu) 下民，惟民歸於(yu) 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黃河政治文明的奠基者把自然之天的生生之德、肅殺之威、造化之功、秩序之妙作為(wei) 現實政治的最高準則、至高之道、崇高天理，以一種睿智的思想把握了政治的規律性。因為(wei) 人是自然的產(chan) 物，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規律必然體(ti) 現和遵循自然的規律，而“天”是自然最具代表性的體(ti) 現，政治遵循“天”的運行規律，可謂占據了政治理性的製高點；同時，又以“道不遠人”的崇高情懷，將人心、民心作為(wei) 神妙天心的體(ti) 現，既神道設教，以天化人，應天行政，又以誠通天，把對人、對民的愛護、保護、養(yang) 護作為(wei) 尊天之道的必然要求，作為(wei) 為(wei) 政之德的必然要求，占據了政治的道義(yi) 製高點。這種論證方式盡管是質樸的，甚至是粗淺的，但其對於(yu) 政治本質的把握卻是準確的，符合人類政治發展的終極價(jia) 值和進步趨勢。這是黃河政治文明能夠創造我國古代輝煌政治成就的核心密碼，也是我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能夠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有機融合的重要依據，更是黃河政治文明的優(you) 良基因能夠在新時代為(wei) 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原生智慧的重要政治哲學基礎。
二、大一統的國家觀
“大一統”理念是黃河文明與(yu) 生俱來的政治基因。單純從(cong) 概念來說，“大一統”最早見於(yu) 《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開篇載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傳(chuan) 》解釋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鑒於(yu) 《春秋》本身體(ti) 現的就是微言大義(yi) ，所以對於(yu) 《春秋公羊傳(chuan) 》中的“大一統”的理解曆來是眾(zhong) 說紛紜、見仁見智，並且不斷演變、豐(feng) 富和發展。但從(cong) 思想認識的發展脈絡來看，“大”的含義(yi) 是尊崇和遵從(cong) ，“一”乃是一致、一體(ti) 和統一，“統”則是本始或本體(ti) ，即由西周文王和武王、周公創始的分封製的國家治理體(ti) 係和禮樂(le) 教化規則。所謂“大一統”理念，初始含義(yi) 則是要求各諸侯國尊崇由周文王開創的西周禮樂(le) 文明，遵從(cong) 周朝王室作為(wei) 天下共主的地位，恢複“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局麵，結束“禮崩樂(le) 壞、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的天下無道局麵。總體(ti) 而言，“大一統”主要包括正統、道統和治統三種含義(yi) 。從(cong) 正統來說，炎黃兩(liang) 個(ge) 部族先後興(xing) 盛於(yu) 黃河流域，炎帝為(wei) 神農(nong) 氏，黃帝為(wei) 軒轅氏。“軒轅之時，神農(nong) 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nong) 氏弗能征。於(yu) 是軒轅乃習(xi) 用幹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cong) 。”“以與(yu) 炎帝戰於(yu) 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與(yu) 蚩尤戰於(yu) 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wei) 天子，代神農(nong) 氏，是為(wei) 黃帝。”其後，以融合後的炎黃部族為(wei) 核心，曆經顓頊、帝嚳、堯、舜、禹、夏、商、周，形成華夏民族，直至此後數千年的多次民族大融合，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從(cong) 道統來說，在我國曆史上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上接堯、舜、湯、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到了孔子形成儒家學派，傳(chuan) 至子思、孟子。撇開思想上的門戶之見，發端於(yu) 黃河流域的思想文化以儒家為(wei) 主體(ti) ，儒、道、法、墨、名、兵等諸子百家，乃至後來來自域外的釋家，相互爭(zheng) 鳴融合，最終形成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從(cong) 治統來說，主要指國家疆域和領土的統一，以及中央王朝絕對的領導權威。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無論是分封製還是郡縣製，乃至上古的部落製統治形態，都強調周邊區域對中央王權的尊崇、服從(cong) ，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必須予以征討。西漢宣帝時，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給朝廷的上疏就充分地體(ti) 現了這種思想。疏雲(yun) ：“臣聞天下之大義(yi) ，當混為(wei) 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於(yu) 已稱北藩，唯郅支單於(yu) 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wei) 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於(yu) 慘毒行於(yu) 民，大惡通於(yu) 天。臣延壽、臣湯將義(yi) 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wan) 裏，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另外，黃河政治文明中的“家國天下”意識也是中華文明長期延續的觀念基礎。尤其是在儒家的思想體(ti) 係中，禮樂(le) 教化為(wei) 其根本，“家國天下”的道德觀念即以此為(wei) 生根之處。中國自三代以來便以“四土”“天下”為(wei) 治理範圍，禮樂(le) 教化的中心任務其實是以宗族認同來培養(yang) 政治認同。西周的國家與(yu) 社會(hui) 具有同構性。從(cong) 國家製度來看，施行的是分封製；從(cong) 社會(hui) 製度來看，施行的則是宗法製。“家國同構”決(jue) 定了政治關(guan) 係實質上是由血緣關(guan) 係來確立的，傳(chuan) 統儒家以“君父臣子”來表達這種關(guan) 係，因此，在社會(hui) 意義(yi) 中，“孝忠”合一，從(cong) 而形成“家國同構”的觀念形態。禮樂(le) 精神一經確立，這種以內(nei) 製外、以德化民的思想邏輯就成為(wei) 曆代統治者尊奉的治國經典。源於(yu) 早期國家“家國同構”的關(guan) 係倫(lun) 理也成為(wei) 傳(chuan) 統國家的重要價(jia) 值觀念，這種倫(lun) 理觀後來與(yu) 分封製變為(wei) 郡縣製、貴族製變為(wei) 官僚製相對應，演變為(wei)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jia) 值追求。“家國同構”觀念體(ti) 現了傳(chuan) 統時期維護國家統一的“中國智慧”，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的“大一統”思想仍然具有重要意義(yi) 。總之，“大一統”思想是黃河政治文明一脈相承的基因，充分體(ti) 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豪、文化自信、國家自強、領土自固意識，對於(yu) 增強新時代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和祖國統一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yi) 。
三、民惟邦本的價(jia) 值觀
民惟邦本是黃河政治文明的鮮明價(jia) 值導向，其最精辟的概括最早見於(yu) 《尚書(shu) ·五子之歌》，表達的是夏朝皇祖大禹的治國準則：“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臨(lin) 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wei) 人上者，奈何不敬？”曆代的興(xing) 衰存亡都反複證明，即使在階級統治的社會(hui) ，國與(yu) 民也是相互依存的關(guan) 係，民眾(zhong) 既是國家和君主統治的對象，也是其依存的基礎，為(wei) 國之要在於(yu) 安民，為(wei) 政之要在於(yu) 富民，民安則國無不安，民富則君無不富；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衰；得民力者強，竭民力者亡。對此，孔子概括道：“民以君為(wei) 心，君以民為(wei) 體(ti) 。心莊則體(ti) 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ti) 全，亦以體(ti) 傷(shang)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依據此思想，發展和形成了仁政學說。孟子鮮明地提出：“仁者無敵。”“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xing) 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ti)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yu)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shou) 之走壙也。”“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wei) 天子，得乎天子為(wei) 諸侯，得乎諸侯為(wei) 大夫。”施行仁政的具體(ti) 要求，就是為(wei) 政者要與(yu) 民同憂同樂(le) ，使民有恒產(chan) ，不奪農(nong) 時，省勞役，薄賦斂，重教化，不好殺，不妄戰。關(guan) 於(yu) 民眾(zhong) 的重要性以及君與(yu) 民的關(guan) 係，孟子之後的思想家荀子也有深刻的闡釋：“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qin) 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qin) 不愛，而求其為(wei) 己用，為(wei) 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為(wei) 己用，不為(wei) 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不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liang) 者無一焉而亡。”“天之生民，非為(wei) 君也。天之立君，以為(wei) 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荀子還借孔子之口形象地比喻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與(yu) 現代民主思想相比，民本思想盡管是為(wei) 了長久地維護統治階級壓迫、奴役人民群眾(zhong) 的地位而提出的，不可避免地具有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政治的本質和規律，具有終極的價(jia) 值和崇高的道德感，不僅(jin) 是我國古代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而且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曆史唯物主義(yi) 的人民觀、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宗旨具有天然的親(qin) 和力，對於(yu) 新時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持執政為(wei) 民，樹立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觀，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斷滿足人民群眾(zhong) 的美好生活需要，維護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不斷擴大和完善人民群眾(zhong) 的民主權利和其他各種正當權益等來說，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資源。
四、賢能在位的用人觀
黃河政治文明具有鮮明的賢能政治的本色，從(cong) 神話傳(chuan) 說到曆史記載，黃河政治文明的奠基者都是賢能的代表和任用賢能的典範。崇賢、知賢、重賢、求賢、用賢、親(qin) 賢、育賢是黃河政治文明的優(you) 良基因。《史記》載，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舉(ju) 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yun) 。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能明馴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wan) 國”。帝舜少有孝名，長有令德，眾(zhong) 望所歸。他繼帝堯執政後，舉(ju) 賢任能。“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舜舉(ju) 八愷，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ju) 八元，使布五教於(yu) 四方，父義(yi)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nei) 平外成。”帝禹“為(wei) 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qin) ，其言可信；聲為(wei) 律，身為(wei) 度，稱以出；穆穆，為(wei) 綱為(wei) 紀。……禹傷(shang) 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yu) 鬼神。卑宮室，致費於(yu) 淢。……於(yu) 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hui) 同。六府甚修，眾(zhong) 土交正，致慎財賦，鹹則三壤成賦”。治國理政，任賢與(yu) 否，關(guan) 乎國運。帝舜說：“野無遺賢，萬(wan) 邦鹹寧。”伯益說：“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誌惟熙。”曆史興(xing) 廢一再證明，得賢則昌，失賢則衰，害賢則亡。舉(ju) 賢任能是古今為(wei) 政的根本。管子說：“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ye) ，顯於(yu) 天下，不忘於(yu) 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嚐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yu) 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嚐聞。”春秋時魯國大夫施伯評價(jia) 管仲說：“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yu) 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yu) 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yu) 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wei) 魯國憂。”管子說：“是以為(wei) 人君者，坐萬(wan) 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ju) 而得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jun) ，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yu) 軍(jun) 而有功者則舉(ju) 之，試於(yu) 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司馬遷說：“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說苑》中說：“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裏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托於(yu) 船；致遠道者，托於(yu) 乘；欲霸王者，托於(yu) 賢。”黃河政治文明的“賢能在位”思想是我們(men) 黨(dang) 任人唯賢幹部路線和“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思想的源頭，在新時代值得不斷發揚光大。
五、陰陽平衡的秩序觀
黃河政治文明非常重視秩序的作用和價(jia) 值，尤其是推重“天”的秩序價(jia) 值、“禮”的秩序價(jia) 值、“樂(le) ”的秩序價(jia) 值，並用來構建現實的政治、人倫(lun) 和社會(hui) 生活秩序。《周易·係辭上傳(chuan) 》開篇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一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cong) ；易知則有親(qin) ，易從(cong) 則有功；有親(qin)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ye)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天的秩序的本質在於(yu) 中正和諧或陰陽平衡、美善相生的和諧。《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具體(ti) 而言，黃河政治文明的秩序觀包括三個(ge) 方麵。一是政治秩序。政治以君主為(wei) 中心，以家天下為(wei) 基礎，以完備的職官體(ti) 係為(wei) 支撐。“君天下曰‘天子’……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日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zhong)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取。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shou) 工、草工，典製六材。”君主為(wei) 元首，臣屬為(wei) 心腹股肱，君主主於(yu) 仁，臣屬主於(yu) 忠。“君仁莫不仁，君義(yi) 莫不義(yi)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構建政治秩序，要特別重視禮樂(le) 的作用和禮法的作用。“道德仁義(yi) ，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zheng) 辨訟，非禮不決(jue)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qin) ；班朝治軍(jun) ，蒞官行法，非禮威嚴(yan) 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樂(le) 由中出，禮自外作。樂(le) 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le) 必易，大禮必簡。樂(le) 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zheng) 。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le) 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le) 達矣。合父子之親(qin) ，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nei) ，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二是人倫(lun) 秩序。黃河政治文明具有鮮明的宗法傳(chuan) 統，家與(yu) 國同構，在家重孝悌，在國重忠貞，特別重視人倫(lun) 關(guan) 係與(yu) 政治關(guan) 係的一體(ti) 性。《禮記·禮運》說：“故聖人耐以天下為(wei) 一家，以中國為(wei) 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yu) 其義(yi) ，明於(yu) 其利，達於(yu) 其患，然後能為(wei) 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yi)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yi) 、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人之義(yi) 。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zheng) 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yi) ，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zheng) 奪，舍禮何以治？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四體(ti) 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謙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wei) 車，以樂(le) 為(wei) 禦，諸侯以禮相與(yu) ，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三是生活秩序。限於(yu) 自然經濟的視野，黃河政治文明對於(yu) 生活秩序的設計往往立足於(yu) 仁政之下省徭薄賦、男耕女織、家給人足、百姓和樂(le) 、政治清明、政通人和、人與(yu) 自然和諧相生的理想圖景。孟子說：“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yu) 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yu) 其市矣；關(guan) 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nong) 皆悅，而願耕於(yu) 其野矣；廛無夫裏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wei) 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不違農(nong) 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yu) 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也。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mu)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mu) 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yi) ，頒白者不負戴於(yu) 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黃河政治文明的秩序觀盡管具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它塑造的美善和諧、各守其道、各得其所、人人怡樂(le) 的價(jia) 值追求卻令人神往，具有永恒的製度美學價(jia) 值。
六、五行生克的變革觀
黃河政治文明總體(ti) 上持一種厚古薄今的社會(hui) 發展觀，把社會(hui) 最美好、最理想的形態定位於(yu) 上古，把社會(hui) 改良、改革、進步的方向定位於(yu) 返璞歸真、克己複禮。這種社會(hui) 發展觀自然是違反社會(hui) 發展趨勢的，但其社會(hui) 理想及其致力於(yu) 現實社會(hui) 變革的精神卻是具有重要借鑒價(jia) 值的。道家的社會(hui) 理想是上古的小國寡民狀態：“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le) 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孔子認為(wei) 的美好社會(hui) 也在傳(chuan) 說中的五帝時代，“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是故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而其後則每況愈下，“今大道既隱，天下為(wei) 家。各親(qin) 其親(qin) ，各子其子，貨力為(wei) 己。大人世及以為(wei) 禮，城郭溝池以為(wei) 固。禮義(yi) 以為(wei) 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wei) 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這種社會(hui) 史觀的一個(ge) 重要價(jia) 值，在於(yu) 其充分認識到每一個(ge) 王朝或社會(hui) 階段都既有其利，也有其弊，因其利而存，因其弊而亡。司馬遷總結道：“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複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xing) ，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由此可見，黃河政治文明具有鮮明的推崇變革的思想。《周易·革卦》“彖傳(chuan) ”說：“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曾經輔佐秦孝公變法的商鞅指出：“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yu) 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yu) 民。……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製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關(guan) 於(yu) 社會(hui) 變革的軌跡，戰國時期陰陽家代表人物鄒衍提出了土、木、金、火、水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終始”曆史觀，以此作為(wei) 曆史變遷、王朝更替的根據。早期的五行學說經春秋時期的“必有勝”、墨家學派的“毋常勝”（交相勝）到鄒衍發展為(wei) “五德終始”、循環相勝的觀點。鄒衍認為(wei) ，虞（舜）、夏、商、周的曆史是一個(ge) 勝負轉化的發展過程。它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勝而具有階段性，又按照始於(yu) 土、終於(yu) 水、徙於(yu) 土的順序循環往複而具有周期性，“陰陽消息”的矛盾運動推動著“五德轉移”，又決(jue) 定著當世盛衰。這種五德相勝具有周期律，一個(ge) 王朝的興(xing) 起必有天意符瑞作為(wei) 象征和驗證。這種天人感應論往往被新興(xing) 統治勢力利用，所以古代祥瑞讖緯事件層出不窮。黃河政治文明的這種社會(hui) 曆史變革觀脫離社會(hui) 發展事實，缺乏嚴(yan) 密的理論邏輯，顯得牽強而荒唐，但是其對社會(hui) 曆史變革規律和軌跡的探索精神卻仍是值得尊重的。
七、總攬樞要的領導觀
黃河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夠從(cong) 一個(ge) 流域文明最後發展成中華民族的主體(ti) 文明，一個(ge) 關(guan) 鍵性原因在於(yu) 其具有重根本、重全局、重長遠、重關(guan) 鍵、重謀劃的領導觀，充分體(ti) 現了領導方法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在政治發展和政治競爭(zheng) 中處於(yu) 主導地位。具體(ti) 分析，包括以下三方麵內(nei) 涵。一是高瞻遠矚，占據道義(yi) 製高點。在理、勢關(guan) 係上，政治固然以實力為(wei) 基礎，但不單純是實力的較量，政治鬥爭(zheng) 和競爭(zheng) 的成敗最終取決(jue) 於(yu) 利益代表的廣泛性、正當性、公平性和是否符合社會(hui) 發展的趨勢，不講道義(yi) 的政治，雖強必弱，雖盛必衰，雖存必亡，這是黃河政治文明得出的根本性結論。堯、舜、禹當政，遵道修德；夏桀暴虐，民盼其滅，商湯緣機聲討；商紂失道，眾(zhong) 叛親(qin) 離，周武王一戰而滅商。荀子說：“國者，天下之製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故用國者，義(yi) 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因此，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道義(yi) 是獲取民心的根本途徑，領導者最大的全局就是牢牢把握政治的合法性、正當性、道義(yi) 性，遵道而行、順天應人，從(cong) 而得道多助，奠定實現領導目標得人心的基礎。二是總攬樞要，提綱挈領。領導活動涉及最重大、最廣泛、最複雜的利益判斷、利益競爭(zheng) 、利益實現和利益分配問題，事關(guan) 國家興(xing) 衰和民眾(zhong) 福祉，事務繁雜、千頭萬(wan) 緒、眾(zhong) 說紛紜，必須準確研判大局、抓住根本和要害，避免本末倒置、因小失大、勞而無功甚至事與(yu) 願違。黃河文明作為(wei) 充滿政治智慧的文明，對於(yu) 重根本、抓樞要有著非常豐(feng) 富的思想和真知灼見。老子說：“是以聖人處無為(wei) 之事，行不言之教，萬(wan) 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wei) 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叛；民多利器，國家滋章；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為(wei)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孔子說：“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yu) 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yu)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夏問政，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管子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cang) 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ju) 則民留處，倉(cang) 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qin) 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政之所興(xing) ，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le) 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le) 之，則民為(wei) 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wei) 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wei) 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wei) 之滅絕。……故知予之為(wei) 取者，政之寶也。”荀子說：“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複之，兼昭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yu) 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yu) 索之，而休於(yu) 使之。”韓非說：“天有大命，人有大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所宜，故上無為(wei) 。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三是居安思危，防患於(yu) 未然。誕生於(yu) 桀驁不馴、水患頻仍之中的黃河政治文化，先天地具有深厚的憂患意識，從(cong) 而能夠深謀遠慮、見微知著、強基固本、浚源引流、因勢利導、化危為(wei) 機、力挽狂瀾，在飽經憂患中增強了應對風險的強大能力、堅韌意誌和豐(feng) 富智慧。作為(wei) 群經之首的《周易》就特別尊崇憂患意識，指出：“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周易·係辭下傳(chuan) 》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luan) 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luan)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複》，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製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複》，小而辨於(yu) 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製禮，《複》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xing) 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yi) ，《巽》以行權。”［12］550-551《荀子》一書(shu) 記載了一個(ge) 生動的事例，用以說明這種憂患意識：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嚐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yu) 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君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 之言也，曰：諸侯自為(wei) 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wei) 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yu) 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這種深厚悠遠的憂患意識造就了政治家的全局思維、戰略思維、風險思維和底線思維，對我們(men) 今天的現代國家治理具有深刻的啟示。
八、剛柔相濟的治理觀
黃河文明是一種軸心式文明，內(nei) 涵博大，生命力強，影響力大。以黃河政治文明為(wei) 主導，逐步形成了超流域、跨流域的部落聯盟，直至形成治理形態多元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由於(yu) 治理區域廣大、情況複雜、治理難度高，因而其治理思想極為(wei) 深刻、治理經驗極為(wei) 豐(feng) 富、治理案例極為(wei) 經典，具有永恒的借鑒和傳(chuan) 承價(jia) 值。其中，剛柔相濟的治理觀最為(wei) 典型、最具有現實應用價(jia) 值。其主要內(nei) 涵包括以下四個(ge) 方麵。一是文武並用。其本意是治國理政既要采取周文王修身積德、廣施恩義(yi) 、禮樂(le) 教化的仁政，又要采取周武王整軍(jun) 經武、奉天伐罪的威政，“兼弱攻昧，取亂(luan) 侮亡”；既要注重文治，又要注重武功，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不可偏執一端。孔子說：“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wei) 也。”國家治理必須既重視思想引領、禮儀(yi) 教化，培育良好的道德風尚，形成和諧的社會(hui) 秩序，增強軟實力，還必須依賴規範的政治、完善的法律和強大的軍(jun) 事力量來保障，增強硬實力。從(cong) 治理實踐來說，漢宣帝揭示得最為(wei) 透徹。漢元帝做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wei) 罪而誅，嚐侍燕從(cong) 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yu) 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luan) 我家者，太子也！’”二是恩威並用或義(yi) 利並用。懷惠畏威，人情之常；義(yi) 為(wei) 利所宜，利為(wei) 義(yi) 之體(ti) ，義(yi) 利本不可分。治國理政，無恩就沒有凝聚力，無威就沒有號召力，無義(yi) 就會(hui) 敗壞民風，無利就會(hui) 缺少激勵的力量，因而必須恩威並用、義(yi) 利交融。《尚書(shu) ·洪範》說：“強弗友剛克，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管子說：“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cong) 利也，如水之走下，於(yu) 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qin) ；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luan) 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則百姓定矣。”三是刑賞並用、德法兼治。趨利避害，人之常性。賞為(wei) 大利，刑為(wei) 大害，無賞不足以勸善，無刑不足以禁惡。管子說：“見其可也，喜之有征；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厚愛利足以親(qin) 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xiang) 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wei) 善，則暴亂(luan) 之行無由至矣。”韓非說：“明主之所導製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wei) 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四是法術勢並用。國家和社會(hui) 治理是一個(ge) 極端複雜的係統工程，任何單一的方式都很難奏效，法術勢有機結合是個(ge) 基本的方式。其中，法是基本準則，術是必備的技巧，勢是必需的依托。管子說：“凡牧民者，欲民之可禦也，欲民之可禦，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yu) 不義(yi) ，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yu) 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yu) 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為(wei) 敗國之教也。”“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yu) 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yu) 分職而不可亂(luan) 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nei) 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謂治國。”“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wei) 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zheng) 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製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關(guan) 於(yu) 法術勢的重要性和綜合運用，韓非也有著精辟的論述。韓非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yu) 官府，而布之於(yu) 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yu) 胸中，以偶眾(zhong) 端而潛禦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nei) 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yu) 堂；用術，則親(qin) 愛近習(xi) 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故依法治國，舉(ju) 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zheng) 。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luan) 決(jue) 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規，莫如法。”“桀為(wei) 天子，能製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wei) 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yu) 無勢也。”“夫勢者，便治而利亂(luan) 者也。……勢者，養(yang) 虎狼之心而成暴亂(luan) 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yu) 治亂(luan) ，本末有位也，而語專(zhuan) 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淺矣。”總之，剛柔相濟的治理觀博大精深，從(cong) 禮樂(le) 之治到禮法之治再到德法雙治，對當今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hui) 治理非常有啟示和借鑒價(jia) 值。
九、家國一體(ti) 的人生觀
黃河政治文明在家國關(guan) 係上體(ti) 現出神聖的使命感與(yu) 真摯情感的高度統一，國家對保護民眾(zhong) 安居樂(le) 業(ye) 的責任、民眾(zhong) 對國家的忠誠、君主對臣屬的信賴、臣屬對君主的敬從(cong) 等水乳交融。除道家和法家把國民關(guan) 係、君民關(guan) 係、君臣關(guan) 係描述得無情、冷酷之外，占主流思想地位的儒家、墨家、兵家等都高度推崇家國關(guan) 係中的情感關(guan) 係，表現出熾烈的家國情懷，個(ge) 人對國家的奉獻乃至犧牲往往成為(wei) 人生價(jia) 值實現程度的重要標準。以《詩經》為(wei) 例，其中許多詩歌都表現出當時的國民既熱愛故鄉(xiang) 、思念家人又義(yi) 無反顧地勇赴國難的精神風貌。比如，《詩經·小雅》中的《出車》就反映了這種情懷：“我出我車，於(yu) 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仆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王命南仲，往城於(yu) 方。出車彭彭，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於(yu) 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shu)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cang) 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chou) ，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於(yu) 夷。”家國一體(ti) 的情懷主要體(ti) 現為(wei) 三個(ge) 層次。一是君與(yu) 民的關(guan) 係。即使在階級壓迫嚴(yan) 酷的時代，維持穩定的君民關(guan) 係也不能單純依靠強大的國家統治機器，而必須不斷強化和維係堅韌的情感紐帶，強調相互依存，君必愛民，民必忠君。《尚書(shu) ·仲虺之誥》講得透徹而生動：“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luan) ，惟天生聰明時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wan) 邦，纘禹舊服。”《尚書(shu) ·太甲中》說：“民非後，罔克胥匡以生；後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wan) 世無疆之休。”《尚書(shu) ·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同力度德，同德度義(yi) 。”這些最古老的政治文獻都闡釋了君民乃至官民一體(ti) 的關(guan) 係。二是家與(yu) 國的關(guan) 係。家是國的根本，國是家的屏障，家與(yu) 國唇齒相依、休戚與(yu) 共。孟子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呂氏春秋·務大》載，孔子曰：“燕爵爭(zheng) 善處於(yu) 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le) 也，自以為(wei) 安矣。灶突決(jue) ，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wei) 人臣而免於(yu) 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wei) 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yu) 比周於(yu) 一國，區區焉相樂(le) 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wei) 灶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yu) 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luan) ，無有安國；一國盡亂(luan) ，無有安家；一家盡亂(luan) ，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為(wei) 讚，然後皆得其所樂(le) 。”由此生成的家國情懷雖然有尊崇“家族”和“國家”而貶損“個(ge) 體(ti) ”和“社會(hui) ”的不足，但其在中華民族生成史上的正向作用卻是巨大的。三是君與(yu) 臣的關(guan) 係。在專(zhuan) 製政治下，君主固然處於(yu) 主導地位和有利地位，君臣之間不是一種平等關(guan) 係，但君臣之間仍然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製衡的關(guan) 係，並不是那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極端情況。黃河政治文明在臣屬對君主忠誠問題上遵循的是弘道忠君原則，在客觀上體(ti) 現的是君明臣直、君暗臣奸的曆史事實。其中，孟子的概括最為(wei) 明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黃河政治文明中的家國一體(ti) 的人生觀蘊含著深厚的愛民情懷與(yu) 愛國主義(yi) 情愫，在使命、責任、利害、道義(yi) 等因素的融合中，誠摯的情感成為(wei) 強有力的黏合劑，是一種值得現代國家治理汲取的重要思想資源。
十、協和萬(wan) 邦的外交觀
任何國家都不是一個(ge) 單一或孤立的存在，內(nei) 政與(yu) 外交是一個(ge) 國家生存、發展、競爭(zheng) 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非內(nei) 政無以立國，非外交無以安國，外交既是國家間相互交往的方式，也是國家間相互競爭(zheng) 和攻防的重要方式。黃河政治文明是由部落文明不斷競爭(zheng) 、融合而逐步發展成為(wei) 統一的國家文明的，其中外交在形成大一統國家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形成了豐(feng) 富的外交思想、理念、智慧。擇要概括，包括以下四個(ge) 方麵。一是內(nei) 修國政，外尊道義(yi) 。內(nei) 政是國家的本根，外交是國家的枝幹花果，本根不固，則枝幹不壯、花果不繁。因此，欲務外交者，必先修其內(nei) 政。管子說：“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qin) ；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luan) 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wan) 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luan) ，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征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cong) 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而不為(wei) 者，複小；強而不理者，複弱；眾(zhong) 而不理者，複寡；貴而無禮者，複賤；重而淩節者，複輕；富而驕肆者，複貧。故觀國者觀君，觀軍(jun) 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同時，國強而不尊道義(yi) ，是舍本而逐末，內(nei) 亂(luan) 之始、肇禍之端也。因此，強國外交更需要道義(yi) 為(wei) 先。齊宣王曾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le) 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le)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二是不弛武備，不嗜征伐。國家是個(ge) 利益主體(ti) 、領土主體(ti) 、資源主體(ti) 、文化主體(ti) 、政治主體(ti) ，國家之間的競爭(zheng) 乃至征戰，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兵是凶器，戰爭(zheng) 是惡行，但是無論古今，每個(ge) 國家都會(hui) 麵臨(lin) 戰爭(zheng) 的威脅，都不能沒有軍(jun) 隊、國防。荀子說：“事強暴之國難……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yu) 資單國舉(ju) 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荀子還比喻說，富國沒有武備而臣事強國，如同一個(ge) 戴著寶珠、佩飾寶玉、身背黃金的弱女子遇到山中凶殘的強盜，無論多麽(me) 謙卑、乞憐，都不可能得到幸免。我國曆史上的北宋和南宋都以國富著稱，但由於(yu) 武備廢弛，雖然極力納幣乞和、苟且偷安，但最終都亡於(yu) 橫暴的金朝和元朝。同時，即使是軍(jun) 事力量強大的國家，也不能窮兵黷武，否則必將自取滅亡。《司馬法》說：“古者，以仁為(wei) 本，以義(yi) 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yu) 戰，不出於(yu) 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qin) ，義(yi) 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nei) 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曆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sang) ，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xing) 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秦朝和隋朝，可以說都是好戰而亡的典型例子。三是有理有節，折衝(chong) 樽俎。外交是重要的國政，是實現國家政治利益、經濟利益乃至軍(jun) 事利益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外交需要專(zhuan) 業(ye) 素養(yang) 、專(zhuan) 業(ye) 能力和高超的藝術，每個(ge) 國家都必須重視培養(yang) 高水平、專(zhuan) 業(ye) 化的外交人才，從(cong) 而使於(yu) 四方、不辱使命。要製定和遵守各國都能普遍接受的規則和禮儀(yi) ，講究有理、有禮、有節，對於(yu) 外交人員要充分尊重、保護，並同等賦予其一定的豁免權。春秋時，齊頃公因晉國外交使臣克身體(ti) 有殘疾而戲謔他，克怒說：“不是報，不複涉河！”後來，克不僅(jin) 殺了齊國四位使者，還領兵伐齊，大敗齊軍(jun) ，齊頃公險些做了俘虜。其後，齊國退還了原來侵占魯國和衛國的領土，此事才得以平息。齊頃公為(wei) 其外交上的失禮和無禮付出了慘重的代價(jia) 。四是大往小來，近悅遠懷。以黃河文明為(wei) 源流的中國長期以來雄踞亞(ya) 洲東(dong) 方，是禮儀(yi) 之邦，在對外交往關(guan) 係上長期以來秉承著大往小來、揚善扶困、道義(yi) 引領的外交主旨，不倚強淩弱，沒有西方國家的殖民情結，具有友善寬宏的利他氣質，與(yu) 周邊國家總體(ti) 而言處於(yu) 比較友好的關(guan) 係。這種外交精神源遠流長，在古代各種經典上都有充分的體(ti) 現。《呂氏春秋·應同》告誡說：“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shou) 食胎，則麒麟不來；幹澤涸漁，則龜龍不往。……故堯為(wei) 善而眾(zhong) 善至，桀為(wei) 非而眾(zhong) 非來。”《呂氏春秋·異用》載，商湯見人捕鳥，網設四麵，還祈禱說：“從(cong) 天墜者，從(cong) 地出者，從(cong) 四方來者，皆離吾網！”商湯說，這樣禽鳥都被趕盡捕絕了。他拆除了三麵網，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shou) 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麵，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麵，置其一麵，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總之，黃河政治文明所蘊含的外交思想和智慧對當今國家處理複雜的國際關(guan) 係非常具有啟示意義(yi) ，特別是其天下觀對於(yu) 我們(men)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具有重要的時代價(jia) 值。
（作者：李庚香，18luck官方主席、研究員、法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