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較長時期以來，中原人文與(yu) 中原學術的衰落被認為(wei) 是伴隨著北宋覆滅以後河南政治中心地位的逐步喪(sang) 失同步發展而來的文化現象。然而，通過梳理相關(guan) 學術人物、頂尖人才的消長趨勢，可以發現這一趨勢並非線性遞減，例如，中原人文以清代中後期最為(wei) 低落，而到民國時期則相對有所恢複。中原學術大勢的此一升降過程，恰與(yu) 中國社會(hui) 的近代化進程相吻合，中原學術也在此進程中實現了從(cong) 前近代到近代化的學術形態轉換。從(cong) 經世實學、心性之學的傳(chuan) 統學術範疇出發，經受近代西方科學教育的影響，以嵇文甫、馮(feng) 友蘭(lan) 的學術軌跡、學術取向及學術成就為(wei) 代表，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近代中原學風。在河南近代學術的建構過程中，“極深研幾”與(yu) “開物成務”兩(liang) 種學術風尚的張力，形成了問題意識與(yu) 理想情懷的兩(liang) 大背景之間、精微求理與(yu) 宏達致用的兩(liang) 大取向之間、高明傳(chuan) 神與(yu) 中庸賦形的兩(liang) 大風格之間的交相博弈，並形塑了近代中原學術發展的主要特征。上述特征的反映，是傳(chuan) 統文化向近代化轉型進程中一個(ge) 具有鮮明的中原地域色彩的典型案例，體(ti) 現了中原文化的曆史延續性及其對現實的深刻影響，同時也為(wei) 進一步更新、發展中原文化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經驗借鑒。
關(guan) 鍵詞：河南；學術；中原文化；近代化；學風
中原曆史上曾經學術發達、文化燦爛，後來卻出現了中衰。這個(ge) 中衰期是如何演進的？是否出現過重振中原的努力？這些需要具體(ti) 深入地考究。近代，隨著西學的流布，中原學術文化是否把握住發展契機做過時代化的探索？這種探索是如何協調新舊觀念的？能否為(wei) 建構現代性、獨特性的中原新學術文化提供資源和借鑒？這些值得我們(men) 回望找尋。
一、何時開始的中原學術文章之衰
民國十六年北京樸社排印了經馮(feng) 友蘭(lan) 、馮(feng) 沅君點校的清代小說《歧路燈》前二十六回。在其序文中，馮(feng) 友蘭(lan) 說：“近幾百年，河南人之能以學術文章成名者，其數目是‘損之又損’，雖不必即‘以至於(yu) 無’，然而的確是‘鮮矣’。”這裏所用的幾個(ge) 形容詞，雖可從(cong) 《老子》《論語》上找出本來出處，然而馮(feng) 氏在此引用，顯然是直接從(cong) 《歧路燈》文字（見原書(shu) 十八回、七十四回等處）脫胎而來，別有一番可玩味的戲謔。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近幾百年”說，無疑是較早直麵“中原學術文章之衰”這一曆史現象與(yu) 現實問題的嚐試性解答，不啻為(wei) 一個(ge) 對河南、河南人“文化自信”的不薄不厚的論斷。
流風所及，晚近以來，凡提到中原學術文章之衰的，無論學者、作家、記者、官員，均善用北宋以後、靖康以來的說法來作中原學術遞變的時代劃分。此說較“近幾百年”說，時間跨度上更為(wei) 含混，持論卻更為(wei) 堅固，似已成分析中原學術發展史的不刊之範式。繹其立論之基，完全在於(yu) 靖康以後，中原喪(sang) 失國家政治中心地位這一絕對事實。似乎隨著國家權力中心的轉移，中原人文的衰勢便是不可逆轉的，而且每況愈下。自北宋覆亡以後，中原人文的浮沉之勢，很難籠統地說呈現隨時間而線性遞減的趨勢。到底經曆了哪些升與(yu) 降的大關(guan) 節，“中衰”究竟自何時而起，應結合曆來河南人口占全國比重的變遷、河南不同時期學術活躍程度的升降、中原學術與(yu) 其他地域的相對比較，進行一番綜合的審視。
（一）宋以來中原人文盛衰之勢
金元時期的河南與(yu) 理學極盛的南宋“聲教不通”，乃至於(yu) 許衡間接通過姚樞得趙複所傳(chuan) 程朱學說，感慨“今始聞進學之序”。而到了明代結束時，中原名士周在浚則儼(yan) 然稱“我中州稱文獻之邦，三百年極人物之盛”；流寓河南的孫奇逢也盛讚“兩(liang) 河山川，靈秀所鍾，才固無限”。再與(yu) 清代既亡之後中州學術領袖李敏修先生喟歎的“有清一代，言考據則不能抗跡於(yu) 顧、戴、秦、王，言詞章亦不求義(yi) 法於(yu) 方、姚、曾、惲。介介焉自葆，樸僿以不失其本真”相對照，至少有明一朝的中原人文，相比元、清兩(liang) 代之衰，不可謂之不盛。
以同為(wei) 統一王朝的元、明、清三代而論，河南的進士人數及其占全國進士數的比例分別為(wei) 49人（占4.1%）、1729人（占7.0%）、1721人（占6.4%）①。進士產(chan) 出這一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文活躍程度的指標，明代河南的表現勝於(yu) 元、清兩(liang) 代。在此基礎上，再考慮人才質量、相對人口占比等因素，則更能看出有清一朝中原人文的衰頹之勢。
以明代閣臣、清代大學士兩(liang) 組中央級政治人物的分布來對比，明代河南籍閣臣數為(wei) 12人，占全部162名閣臣的7.4%（列全國第六），清代河南籍大學士人數則僅(jin) 為(wei) 3人，占全部119名漢人大學士的2.5%（列全國第十二）②，尤其可見有清一朝河南政治人物的鮮見。
（二）宋以來中原學術人物消長之勢
回到學術人物上來，將宋以來曆朝學案（即《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清儒學案》《民國學案》）對河南學人的收錄情況進行爬梳，結果如表1所示③。
上述入選曆朝學案的河南學人，基本上可以代表當時中原學術的大致風貌。結合入選曆朝學案的河南學人數及其占比，與(yu) 相應時代的河南人口在全國人口中的占比進行對照，如表2所示④。
不難看出，河南在宋元、明時期的學術人物占比，分別約為(wei) 九分之一、十九分之一，均高於(yu) 同期的人口占比；民國時期的學術人物占比，約為(wei) 十四分之一，幾與(yu) 同期人口占比相埒；而清代的學術人物占比，則僅(jin) 約為(wei) 二十六分之一，遠低於(yu) 同期人口占比，這一現象也反映出河南在明、清兩(liang) 代的人才產(chan) 出上具有較明顯的差距。
（三）清民之際中原學術人物升降之勢
通過以上分析，大略可以響應前文提出的中原學術自何時開始中衰的問題了，顯然由明入清，相較於(yu) 宋金之交，更能顯現出中原學術之衰的頹勢來。
按陳寅恪先生的觀點：“一時代之學術……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觀諸清代的中原學術，在《清儒學案》正案所收錄的河南學人之中，隻有武億(yi) 一人與(yu) 代表清代潮流的樸學有關(guan) ，其他幾人宜乎“不入流”之謂也，這也基本反映了中原清代學術的大略風尚。
及至清民之際的學術更新中，河南的表現卻顯然勝於(yu) 前清，與(yu) 終清一朝樸學在河南未能成為(wei) 顯學不同，民國時期河南學人在近代新學的大部分門類中大都有所參與(yu) ，對於(yu) 部分學科也做出了較高水平的貢獻，基本跟上了與(yu) 時代同呼吸的節奏。舉(ju) 其犖犖大者，河南學人在哲學、生物學、考古學等領域湧現了馮(feng) 友蘭(lan) 、秉誌、董作賓等領軍(jun) 級人物，在曆史學、考古學、文獻研究、地質學、化學等現代學科領域形成了具有一定數量與(yu) 質量的人才隊伍，廣泛參與(yu) 了殷墟發掘、陸相生油理論的發現、鄉(xiang) 村建設與(yu) 地方自治等代表當時前沿水平的學術活動。
再就頂級人才的化育而言，單純從(cong) 人物產(chan) 出數量來看，明、清、民國三代⑤波動變化不大，但考慮其在全國的相對占比因素，以及同時期河南人口在全國占比的因素，可以看出清代與(yu) 明代相比，已有較大落差，而民國河南兩(liang) 項頂級人才的產(chan) 出占全國的比重，又較清代有較為(wei) 顯著的起色。
二、經世實學的百年伏脈
從(cong) 清代的“不入流”到民國時期“得預此潮流”，中原學術在清民之際遞變的樞機，仍應從(cong) 中原學術自身發展淵源上找尋伏脈。
（一）明代：實學的興(xing) 起
自元代許衡重塑程朱理學在中原、北方的一尊地位之後，中原學術基本能與(yu) 此後主導時尚的顯學之間聲教相通。到了王學充塞流行的明中晚期，以王廷相為(wei) 代表，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州特色的實學思潮。以高拱、崔銑、何瑭、呂坤等為(wei) 代表的中州士人在政、教兩(liang) 界躬行實踐，李濂、陳耀文、朱載堉、呂維祺等博物君子的治學探索，均促進了經世實學的發展。
（二）清代：宋學、漢學夾縫中的實學思潮
河南學術發展史進入低穀的清代之後，雖然以孫夏峰蘇門講學為(wei) 發端，在清初作育了湯斌、張伯行、耿介、張沐、竇克勤等一批理學家，但在乾嘉樸學興(xing) 起的背景下，其學術影響迅速消散。中經馬時芳，到鴉片戰爭(zheng) 後形成了以倭仁、李棠階為(wei) 代表的中州理學的再度複興(xing) 。要之，在程朱、陸王之間的損益、平章，仍是清代河南學術的主線。按照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分期，不論是在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河南學人皆無與(yu) 焉，宋學占據統治地位的清代河南學術似乎從(cong) 未進入梁啟超所概括的“複漢唐之古，對程朱而得解放”的階段。
相對於(yu) 宋學在清代河南的壟斷，作為(wei) 當世顯學的漢學在河南學術上的反響幾乎可以說是死水微瀾了。不過寥寥如武億(yi) 的金石學以及劉淇《助字辨略》、劉青芝《續錦機》等數部小學述作。乾嘉以往，胡煦的易學研究“持論酌於(yu) 漢學、宋學之間”（《四庫全書(shu) 總目》語），蔣湘南與(yu) 龔、魏交遊所受經今文學的影響，或可反映漢學在河南學人中的一點回響。
與(yu) 清代作為(wei) 河南學術主流的宋學、作為(wei) 全國學術主流的漢學，同時並存於(yu) 中州學人之間的，仍有經世實學思潮，如清代前期杜知耕、李子金的算學成就，楊璿的《傷(shang) 寒瘟疫條辨》等，可視為(wei) 明以來實學影響的餘(yu) 緒。乾嘉樸學晚近的流弊，以及中外交通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進一步促進了麵向近代新學的經世致用之實學。以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為(wei) 代表，郭雲(yun) 升的《救荒簡易書(shu) 》、陳元勳的《天文節略》《禹貢考》等，都成為(wei) 近代河南自然科學的先聲。即使持“修身為(wei) 本”的中州理學名宿李棠階，在鴉片戰爭(zheng) 後，也在日記中對《日知錄》中有關(guan) “金銀銅錢”“水利”“河渠”“雨澤”等實政內(nei) 容有所措意。
（三）實學根基上的新學更化：北李南張的學術淵源
在民族危機麵前，西學或近代新學的引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學術趨向，以興(xing) 辦新學為(wei) 嚆矢，河南學術近代化的進程拉開了序幕。傳(chuan) 統學術中漢、宋之爭(zheng) ，經古文學、經今文學之爭(zheng) 的格局也漸失去了現實意義(yi) 。在經曆清代的發展低穀之後，河南的學術、人文也逐漸恢複元氣、時序日新。1933年教育部督學戴夏、周邦道對河南教育概況的視察報告稱：“該省教育經前人努力，成績已大有可觀，隻以連年災禍，未能得到較大的進展。效率參差，瑕瑜互見。”這一考語大概可以反映民國河南教育的實績。
清民之際的河南教育界，素有“北李南張”之說，即汲縣之李時燦（敏修）、南陽之張嘉謀（中孚）。這二位先生在河南學術遞變的進程中，實在具有承舊啟新的重要地位。通過梳理他們(men) 的學術淵源及其影響，可以更清晰地勾勒出清民之際河南學術遞變的圖景。
李時燦先生的學術傳(chuan) 人嵇文甫備述了李時燦在教育史上興(xing) 辦新學的地位：“各省開明士紳，競起以新學新政相號召。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天津嚴(yan) 範孫先生，其冠冕也。於(yu) 時先生亦起自中原，糾合同誌，作桴鼓之應。”就私學而言，以李時燦、王錫彤為(wei) 中堅的河朔學人，“依照外洋大學堂之法”醞釀成立的求仁集義(yi) 、培養(yang) “有用之通才”的經正書(shu) 院，被譽為(wei) “衛輝文明之權輿，河南學堂之嚆矢”。就官學而言，李時燦曆任河南學務公所議長、河南教育總會(hui) 會(hui) 長、河南教育司長，創辦了河南多所新式學堂，培養(yang) 了近代河南第一批人才。
關(guan) 於(yu) 李時燦的學術淵源，嵇文甫先生在《讀〈毋自欺齋文字紀年〉》一文中，有十分明晰的紹述：
早歲從(cong) 武陟王少白遊，篤守洛閩矩矱。既而出入諸經，博觀約取，特心折於(yu) 船山之學，故其教人，由船山以上溯洛閩，而歸宗於(yu) 洙泗。然誌在經世，通達時務，不屑文於(yu) 門戶之見。其於(yu) 遠西新來諸說，亦未嚐不虛心研求，斟酌去取。迥非頑固一流者比也。
由孫夏峰而上及洛閩的理學正脈，自然是李時燦學術的淵源所自。而這裏所說“由船山以上溯洛閩”，如理解為(wei) 由船山上溯浚川的實學，乃至橫渠之關(guan) 學，似更為(wei) 允洽。正是由於(yu) 李時燦在理學與(yu) 實學之間的出入幾無畛域，形成了其“誌在經世”的學術風格，進而為(wei) 河南近代學術全麵吸納“遠西新來諸說”奠定了基礎。
張嘉謀先生在清末民初河南教育界的貢獻，相較於(yu) 李時燦的全局擘畫之功，更多地體(ti) 現在具體(ti) 的辦學實踐、獎掖後進方麵。從(cong) 清末主講於(yu) 各地書(shu) 院，到民初創辦十餘(yu) 所新式學堂，其間不遺餘(yu) 力地提攜了徐旭生、董作賓、郭寶鈞、馮(feng) 友蘭(lan) 等知名學者，近代南陽籍學人幾乎都與(yu) 其有師弟之誼。
與(yu) 深受中州理學正脈影響的李時燦相比，張嘉謀的學術淵源似不夠明朗，受其誘掖的馮(feng) 友蘭(lan) 曾說：“其學非友蘭(lan) 所素習(xi) ，亦不足以知之。”據其哲嗣張清漣的《顯考中孚府君行述》對其早年學行的記載，與(yu) 之有師承關(guan) 係的有南陽南蔭棠、湘潭黃曙軒、曹縣徐又稚、榮成孫佩南等人。其中，南為(wei) 南陽名士，黃為(wei) 明道書(shu) 院山長，徐為(wei) 提學使，在學術上較有影響的是孫葆田（佩南），為(wei) 同治甲戌進士，曾任宛南書(shu) 院、大梁書(shu) 院主講山東(dong) 通誌局總纂，著述有《校經室文集》《孟誌編略》等。孫擅桐城派古文，最主要的成就在於(yu) 修誌，代表作為(wei) 《山東(dong) 通誌》（《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四有案，附於(yu) 東(dong) 甫學案後）。孫葆田為(wei) 《南陽縣誌》更定凡例，對張嘉謀日後致力於(yu) 鄉(xiang) 邦文獻、古跡的學術趣向有一定影響。由此可見，張嘉謀的學術淵源較為(wei) 廣泛，通過與(yu) 外省學術先進的相互砥礪，學涉益進，而其學問根基仍在於(yu) “不以製舉(ju) 時藝自囿”，也具有鮮明的經世致用傾(qing) 向。
除了北李南張之外，清民之際河南學界尚有王錫彤（筱汀）、楊源懋（勉齋）、時經訓（誌畬）、吳肅（憶魯）、王敬芳（摶沙）、胡汝麟（石青）諸人致力於(yu) 興(xing) 新學的運動。考其學術，大致與(yu) 李、張二公聲氣相通，引為(wei) 同調。吳、王、胡諸人複有遊學日、歐的背景，也加速了新學在河南的流布。
考索近代新學與(yu) 河南明、清以來實學思潮之暗流相合符的契機，應是理解在中州理學最盛的格局下近代新學能以燎原之勢對舊學開展全麵更化的機杼之一。
三、心性之學的近代投影
經數十年生聚，中原人文、學術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已達到相當水平，所培養(yang) 人才在部分學科門類已漸居於(yu) 中國前列。傳(chuan) 統國學的學術麵向、治學路徑，在現代人文學術的發生過程中影響較為(wei) 深遠。河南在民國時期所出現的哲學、史學、文獻學等領域的一時俊彥多承其餘(yu) 緒，於(yu) 會(hui) 通中西之際頗有發明。而現代自然科學與(yu) 社會(hui) 科學的引入與(yu) 建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其流風所及。作為(wei) 理學最盛之區的河南，清代中州學人每以洛學後繼而自期。心性之學的近千年慣性在中原學術近代化過程中也留下了一道悠長的投影。
（一）舊、新之間：標榜與(yu) 彷徨
在中西文化交通急速加深的背景之下，以李時燦等為(wei) 代表的一代中州學人，雖然對新學的提倡不遺餘(yu) 力，但也對傳(chuan) 統學術尤其是河南自身的學術統緒深懷自信。
自元、明河南建省以來，省籍意識漸起，前代河南學人並不乏對中州學術的祖述。到了清初，湯斌在孫奇逢影響下，有意識地標榜中州學術的《洛學編》，雖上溯漢唐，但僅(jin) 以其為(wei) 前編，而以宋學興(xing) 起、兩(liang) 程以來為(wei) 正編，尤其突出兩(liang) 程在道統複興(xing) 中的尊崇地位。雖是一部河南地方視角的學術史，實則更具有梳理宋學在中州之流變的學術取向。道、鹹以後，河南學人如蘇源生《中州文征》、楊淮《中州詩鈔》的整理，則偏向藝文，於(yu) 清代中州學術較少措意。至於(yu) 劉廷詔的《理學宗傳(chuan) 辨正》，更是以正學衛道而強化程朱道統，雖與(yu) 倭、李聲氣相求，但於(yu) 中州學術自身的盈虛消息較少發明。
在民族危機加重和清代中原人文極衰的雙重影響下，李時燦等人在興(xing) 辦教育、整理文獻的活動中所體(ti) 現的對於(yu) 辨章鄉(xiang) 邦學術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都是迥出於(yu) 前代的。李時燦等人在創設經正學舍時期，“正室曰紹聞堂，中祀蘧（伯玉）、史（魚）二公及聖門弟子之屬。於(yu) 衛者仲子、端木子、卜子、高子，配以漢汲淮陽先生、杜君公先生，晉孫公和先生、唐甄秘書(shu) 先生，五代鄭逍遙先生，宋邵康節先生，元趙江漢先生、姚公茂先生、王秋澗先生，明張太仆先生、賀忠節先生、孫夏峰先生，清郭孝子先生，示所仰也”。上述人物譜係基本構成了一條衛輝府（兼及整個(ge) 河內(nei) 地區）曆代人文發展的清晰脈絡，也體(ti) 現了這一代河南學人對於(yu) 區域文化的自覺意識的興(xing) 起。與(yu) 前一代的倭、李等人以修心之理學為(wei) 因應世局變化的學術訴求有所不同，顯然李時燦、王錫彤等人對鄉(xiang) 邦名賢的標榜，並非將維護洛學道統作為(wei) 闡揚河南學統的主線，其所尊崇的人物並非俱是理學純儒，而更多的是取其功名、誌業(ye) 可為(wei) 時人治學、事功的砥礪之資。
聯係李、王與(yu) 袁世凱、徐世昌等人的過從(cong) ，其在北洋初期政、學、商界的悠遊權變，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於(yu) “以學翼道”傳(chuan) 統的揚棄。一方麵不再強調對固有道統的株守，而是更具開放性地采擇、折中新舊學術。另一方麵，這一代河南學人在學術、教育上的諸多實踐，又每以再造乃至重振中原學術的學統為(wei) 指歸。
對以往中州學術的標榜，和對近代新學的大力提倡，既矛盾又合理地體(ti) 現在這一代河南學人的學術追求之中，並引出了其對新舊時代變易之際學術更替大勢的彷徨。相較於(yu) 李時燦，更多地參與(yu) 了北洋初期政治活動的王錫彤曾說“新人嫌我舊，舊人嫌我新”，大致可代表當時從(cong) 舊背景而進入新時代的一代學人的普遍情態。到晚年致力於(yu) 中州文獻整理時，李時燦曾多有感歎，“讀泰西近儒重譯所發明，而知周官多未闡之旨”，“及歐風東(dong) 漸，融會(hui) 殊難，而餘(yu) 已垂老矣”，莫不透露出處於(yu) 近代新學知識與(yu) 傳(chuan) 統治學路徑的夾縫之間的複雜心境。
（二）道、術之間：南馮(feng) 北嵇的學術取向
在河南近代學術發展曆程中，繼“北李南張”而起、蜚聲民國河南學界的代表人物是“南馮(feng) 北嵇”——馮(feng) 友蘭(lan) 與(yu) 嵇文甫。從(cong) 學術背景上看，他們(men) 已經是新式教育的受益者，同於(yu) 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翌年適逢蔡元培主北大校政，其間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此後馮(feng) 友蘭(lan) 留美，完整接受了西方現代教育；嵇文甫亦曾遊學於(yu) 蘇聯。二人在民國時期，俱已在中國哲學、哲學史、思想史等方麵累積了具有較高水平的學術貢獻。作為(wei) 幾乎完整接受近代教育的人文學者，他們(men) 的學術製作自然應歸為(wei) 現代學術的範疇，然而，在他們(men) 身上仍體(ti) 現出中國固有學術的深厚影響，以及經以“北李南張”為(wei) 代表的上一代河南學人所傳(chuan) 承的中州學統。
馮(feng) 友蘭(lan) 學術的核心取向，大致可以其晚年自述的“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來概括。以舊邦新命為(wei) 指歸，貫穿“三史六書(shu) ”為(wei) 代表的馮(feng) 氏述作之中的是“傳(chuan) 承中國優(you) 秀文化堅定的信念和自覺的曆史使命感”。這種使命感，首先體(ti) 現在馮(feng) 氏將“哲學史”作為(wei) 其專(zhuan) 業(ye) 工作的中心，以西方近代的哲學研究方法對中國古代思想史所進行的三次重要的整理。構建和揭明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學統”，並非純從(cong) 客觀角度整理文獻、史跡而已，不容忽略的是這一學術抱負中所蘊含的曆史的同情。在《新理學》的緒論中，馮(feng) 氏以“接著講”而非“照著講”作為(wei) 構建自己的哲學理論體(ti) 係的基本出發點，則表現出對於(yu) “學統”所承載之“道統”的深沉關(guan) 切。“新理學”之“新”不僅(jin) 在於(yu) 完成對宋明以來心性之學的現代的分析和研究，還包含了在發展中國現代哲學體(ti) 係的學術轉型中“保持中國性”“發展中國特色”的要義(yi) 。在中西文化交通背景下治學路徑的轉變方麵，馮(feng) 並沒有將清代漢學的“實事求是”視為(wei) 與(yu) 西方近代科學發生關(guan) 係的準備，反而將清儒對宋學的批評反了過來，認為(wei) 宋學的問題不是玄虛，而是玄虛得還不夠，這是哲學家站在哲學的立場上所做的哲學的批評。馮(feng) 友蘭(lan) 學術在學統、道統、治學門徑等方麵所表現的學術麵向，自然是在中國學術總體(ti) 遺產(chan) 的基礎上形成的，然其與(yu) 河南素為(wei) “理學名區”的治學好尚之間亦有不可不察的相當關(guan) 聯。
嵇文甫學術的核心取向，也可用其自況的一副對聯概括，即“寢饋六經三史，瓣香一峰二山”。按其弟子任訪秋等追述，嵇平生專(zhuan) 力於(yu) “中國思想史”與(yu) “中國社會(hui) 史”，曾就這副聯語解釋：“餘(yu) 近年來所祈向者孫夏峰、王船山、全謝山三人也。蓋立身尊夏峰，持論宗船山，學問門徑出入浙東(dong) 諸老，而尤近謝山。夏峰平實，船山邃密，謝山淹貫，三者兼修，其庶幾乎！”由此自述可以看出，嵇的學術淵源與(yu) 明清之際以來中州所傳(chuan) 夏峰北學關(guan) 係密切，對船山、謝山的服膺，亦顯示其在程朱陸王之間、理氣之間、漢宋之間的出入圓融。由於(yu) 親(qin) 炙李時燦先生的關(guan) 係，嵇對中州學術統緒素為(wei) 留意，如高拱、馬時芳等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皆經其發覆而為(wei) 人所知。在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方麵，馮(feng) 友蘭(lan) 側(ce) 重於(yu) 通過縱向整理中國“哲學的史”而構建中國現代哲學理論體(ti) 係；而嵇文甫在其學術述作中有關(guan) 民族哲學遺產(chan) 的分析，更多的是從(cong) 橫向對思想史上各家學說加以平章，而從(cong) 政治社會(hui) 思想、曆史人物評價(jia) 等角度歸旨於(yu) “史的哲學”。關(guan) 於(yu) 嵇文甫的治學門徑，趙儷(li) 生稱之為(wei) “宋學的路子”，“他常說，他不是不會(hui) 做考據的，但對清中葉以後許多江南的瑣節考據家很瞧不起”。而嵇自謂“治學要有條貫，要明源流”，以及將馬克思主義(yi) 唯物史觀應用於(yu) 對思想史上諸學說分析的治學實踐，亦含有以“道統”貫穿學術的意味。
除了學術風貌而外，南馮(feng) 北嵇的出入行藏也頗受“內(nei) 聖而外王”的道學氣象之影響。馮(feng) 友蘭(lan) 將“超越人倫(lun) 日用而又即在人倫(lun) 日用之中”作為(wei) “中國哲學所求的最高境界”，把“講‘內(nei) 聖外王之道’”歸結為(wei) 中國各家各派哲學的基本命題。在現實中，馮(feng) 對政治的關(guan) 切、參與(yu) ，也是影響他一生坎坷心路的外在原因。而嵇文甫積極投身時代大潮的社會(hui) 活動，除了意識形態信仰因素之外，夏峰諸人學術思想中躬行踐履的影響自然也不能忽視。由嵇首倡的“政術學”，起自對王船山思想的研究，務從(cong) 中國自來的“上自王霸大略，下及宰邑牧民之道”究論中國政治思想的流變，也體(ti) 現了其為(wei) 學的淑世情誌。
以馮(feng) 、嵇為(wei) 代表的民國時期河南學人，在西學興(xing) 起的大趨勢下，一改清代“恪守前軌不為(wei) 時風眾(zhong) 好所轉移”的自錮學風，以多方麵的建樹推進了中原學術的近代化改造。然而，傳(chuan) 統心性之學框架下的道統、學統、治統等固有觀念，仍在這一代河南學人的學術創造及政學關(guan) 係中發揮著慣性影響。
四、中原學風檢討：極深研幾與(yu) 開物成務
隨著現代教育的發展和鞏固，新的學科體(ti) 係的確立，實現了對舊有學術疆域的徹底改造。現代自然科學、社會(hui) 科學以及人文學術的產(chan) 出均需依賴於(yu) 教育、研究機構的建設，而河南教育史上數次錯失重大機遇，造成了中原人文、學術的再次低潮。舍宏觀的政治、經濟諸因素而外，由前文梳理的中原學術近代化進程中所形成的中原學風，亦有可討論之處。
嵇文甫在總結王船山的易學及史學方法論時，曾使用《易經》中的兩(liang) 個(ge) 術語進行分析：
如果說他的易學，就天道以明人事，是“極深研幾”之學，同時也是“開物成務”之學；那麽(me) ，他的史學，乃就是就人事以明天道，是“開物成務”之學，同時也是“極深研幾”之學；所謂“《周易》自微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二者實互相表裏。
“極深研幾”與(yu) “開物成務”，這一對相互之間有機關(guan) 聯且具有極大張力的學術取向，也可以用於(yu) 分析在因應新學輸入的大環境下，河南自有學術傳(chuan) 統中實學思潮和理學觀念對近代中原學術的交相、錯綜之影響。
（一）背景：問題意識和理想情懷
從(cong) 時代需求來看，從(cong) 舊學到新學的學術轉型，首先離不開現實層麵嚴(yan) 重、緊急的問題意識的產(chan) 生，而與(yu) 之同步的，是前近代士人向近代知識分子身份轉型中理想情懷的一次重構。就問題意識而言，針對河南積貧積弱的危局以及保守落後的學術環境，需要痛下針砭，並開出濟世之良策，這就需要以“開物成務”的現實訴求為(wei) 目標，大刀闊斧地構建全新的學術體(ti) 係。就理想情懷而言，長期以承繼宋以來理學道統自居的河南，在麵對外來的近代新學之時，以“規律”“主義(yi) ”這些可以替代舊有“道統”的新範疇為(wei) 指歸的“極深研幾”之“幾”，就難免成為(wei) 一時學人鶩赴之趨向。
近代河南教育史上的幾次關(guan) 鍵性轉變，也可視為(wei) “問題意識”和“理想情懷”在河南學人身上的反映。河南最早的近代教育機構“河南高等學堂”正科，隻辦過文科和理科，屬於(yu) 高中性質。到了民國三年該校被迫停辦時，校長時經訓提出補救方案，將其改辦為(wei) 農(nong) 業(ye) 專(zhuan) 門學校，主要理由是河南地區適宜農(nong) 業(ye) 的發展⑥。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校長李敬齋（李鶴）在留學預備學校的升級中，力主將其改為(wei) 工業(ye) 學校，計劃不成憤而辭去校長之職，後來他成功地領導了焦作工學院（中國礦業(ye) 大學）的大發展。及至創辦河南中州大學前，梁啟超在對河南知識界的演講中特別強調：“我當希望我國各省均要辦一個(ge) 大學。唯他省須尚可緩，可代表我國五千年文化之河南，則萬(wan) 不可緩。以文明最古之地，連一個(ge) 大學都沒有，寧不令人失望？我很希望各專(zhuan) 門之外，趕緊辦一個(ge) 大學。……河南偏又鄭重其事，特設一留學歐美預備學校，試問留學歐美，必要如此預備嗎？我以為(wei) 最好將這不經濟的教育費合在一起，辦成一個(ge) 大學。”⑦中州大學倡建人淩冰是師從(cong) 哲學家杜威的留美教育學博士，中州大學籌辦人張鴻烈是留美哲學碩士。中州大學後來發展成文、法、理、農(nong) 、醫五科的綜合性大學，理學院還設有化工、土建等工科專(zhuan) 業(ye) 。
（二）取向：精微求理和宏達致用
雖然“極深研幾”所涉為(wei) 宏遠的理想情懷，但必以精微之態度以探求，方符合西方近代科學“愛智求真”之諦，然而，“開物成務”雖以迫近的現實問題之解決(jue) 為(wei) 目標，恰需宏達地廣采博收，才能夠實現經世致用之效。從(cong) 治學門徑上看，“極深研幾”之學雖然偏重普遍性質，但深入尤難，可將其名為(wei) “精微求理”之取向；“開物成務”之學雖更具專(zhuan) 門性質，但易致廣大，可將其名為(wei) “宏達致用”之取向。在蔡元培為(wei) 中央研究院第二次年會(hui) 所提的《國立中央研究院進行工作大綱案》中指出：“科學研究，本不當專(zhuan) 以應用為(wei) 目的，若幹具有最大應用價(jia) 值之科學事實，每於(yu) 純粹科學研究時無意得之。”民國時期的現代科學及學術體(ti) 係對基礎科學及應用科學尚未明確界分，大致可將人文學術、自然科學中的數理科學視為(wei) “精微求理”之學，而將社會(hui) 科學與(yu) 自然科學中具有較強應用性質的學科視為(wei) “宏達致用”之學。
考諸民國時期河南學人在科學、學術發展上的貢獻，大致可以看出，從(cong) 事“精微求理”之學的文科學者，如馮(feng) 友蘭(lan) 、嵇文甫、徐旭生、董作賓、姚從(cong) 吾等人文學者，相較於(yu) 從(cong) 事法律、政治、經濟等可謂“宏達致用”之學的學者，具有更重要的學術成績和影響力⑧。而在自然科學領域，其情形卻恰恰相反。民國時期河南較有貢獻的學者多集中於(yu) 生物、化學、地質等偏實用性質的基礎科學（如秉誌、高濟宇、孫健初等）以及建築、農(nong) 學、醫學等技術科學領域（如楊廷寶、趙連芳、張靜吾等），大致可謂自然科學中的“宏達致用”之學，而遍數數學、物理、天文這些可謂自然科學中“精微求理”的純粹科學，卻少有知名學人⑨。從(cong) 這一組現象來看，民國河南學人在文科領域的“宏達致用”與(yu) 自然科學的“精微求理”方麵有明顯的短板，並進一步影響了之後河南科學、學術的發展。
（三）風格：高明傳(chuan) 神和中庸賦形
“極深研幾”之學著力於(yu) 揭明自然、社會(hui) 、人文的內(nei) 在規律，故其學術風貌應具嚴(yan) 密整飭、謹慎有序的特點；而“開物成務”之學的指歸在於(yu) 增益人倫(lun) 日用，故其學術風貌應更多體(ti) 現明白曉暢、簡易平淡之氣象。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講法，一方人文、學術的地方性風格，如能呈現出顯著有別於(yu) 其他地域的鮮明、深刻，可謂以高明傳(chuan) 其精神，約言之“高明傳(chuan) 神”。而這一風格如能以通用、淺近的話語加以表征，傳(chuan) 達於(yu) 外域而引起其他地方人文、學術之共鳴，則可謂以中庸賦得形象，約言之“中庸賦形”。
就中原近代學術的表現形式而言，大體(ti) 上還是居於(yu) 後發之勢，在引入外界新學的背景下缺乏鮮明的學術風格，更多地表現為(wei) 亦步亦趨。然而，舊有學術傳(chuan) 統的遺存，以及區域文化自覺意識的興(xing) 起，這一代河南學人也體(ti) 現出欲以“高明傳(chuan) 神”的方式來形成中州特有學術風格的訴求。例如殷墟的科學發掘，始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主其事，而以何日章、關(guan) 百益等為(wei) 代表的河南本土學者，也於(yu) 史語所第三次發掘時自行發掘，並形成了《殷墟文字存真》《甲骨文錄》等研究成果。由此事所導致河南地方勢力與(yu) 中央研究院之糾葛，最終也達成妥協，“中央研究院切願借殷墟發掘之機會(hui) ，為(wei) 河南學術作百一之幫助。……即由河南中山大學借此充實其史學係”。經此風波，得以參與(yu) 科學發掘殷墟的河南大學學生石璋如、尹達、尹煥章等，日後均成為(wei) 知名考古學者。
此外，中原近代學術風格在“中庸賦形”方麵的體(ti) 現亦具有相當複雜性。例如，針對顧頡剛等人所推動的疑古史學思潮，馮(feng) 友蘭(lan) 多次闡述了他的“釋古”觀：“釋古便是信古與(yu) 疑古這兩(liang) 種態度的折中。”“‘釋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盡信古書(shu) ，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部推翻古代傳(chuan) 說。”“須知曆史舊說，固未可盡信，而‘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殺”。“釋古”說的提出，是對信古說和疑古說的超越，是走出疑古時代的濫觴。然而，在這一頗具中州學術特色的旗幟之下，除了馮(feng) 友蘭(lan) 自身對中國哲學史的改造，以及徐旭生先生有關(guan) 古史傳(chuan) 說時代的調查，相對於(yu) 疑古學派的汪洋恣肆，因折中而欠鮮明的“釋古”說，作為(wei) 學派尚難與(yu) 之匹敵。
在“極深研幾”與(yu) “開物成務”之間蜿蜒發展的中原近代學術，雖然取得了超越清代的諸多成績，推進了學術體(ti) 係的更新，但囿於(yu) 政治社會(hui) 環境、教育科技製度等多方因素，民國時期的中原學術從(cong) 全國範圍來看仍屬後進。正視中原學風中的守舊、空疏之弊，標榜中原學風的篤實、致用之效，正待後來中原學人之發揚蹈厲！
注釋：
①元代河南進士人數49人，參見《中國東(dong) 南地區人才問題國際研討會(hui) 論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頁。元代進士總人數1192人，參見郭萬(wan) 金：《明代科舉(ju) 與(yu) 文學》，商務印書(shu) 館2015年版，第91頁。明代河南進士人數1729人，明代進士總人數24814人，參見沈登苗：《文化的薪火》，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134頁。清代河南進士人數1721人，清代進士總人數26747人，出處同上。
②明代河南籍閣臣人數見吳琦：《漕運·群體(ti) ·社會(hui) ——明清史論叢(cong)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頁。清代河南籍大學士人數見馬子木：《清代大學士傳(chuan) 稿（1636—1795）》，山東(dong) 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6頁。
③曆朝學案編寫(xie) 體(ti) 例未盡一致，統計人物時以學案正案中出現的案主為(wei) 標準。其中《宋元學案》以87個(ge) 正案和2個(ge) 學略作為(wei) 研究總體(ti) 。《明儒學案》考慮正案所涉及人物過少，以正案中出現的全部201人為(wei) 總體(ti) 。《清儒學案》以正案案主179人為(wei) 總體(ti) ，未計入諸儒學案中的人物。《民國學案》則以全部254人為(wei) 總體(ti) 。
④各時期人口資料變動極大，依據袁祖亮所推算數值，分別以宋崇寧元年、明天順五年、清嘉慶二十五年代表宋、元、明、清的河南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的大致狀況，資料分別見《中國古代人口史專(zhuan) 題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314頁、第357—358頁、第378—379頁。民國時期人口資料按1936年全國戶口統計推算，參見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266頁。
⑤明代狀元總人數為(wei) 90人，巍科人物數為(wei) 394人，清代狀元總人數為(wei) 113人，巍科人物數為(wei) 531人。參見沈登苗、杜士瑋：《進士·巍科人物與(yu) 人才》，出自《科舉(ju) 百年》，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5頁。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數為(wei) 81人，教育部部聘教授人數為(wei) 45人，參見沈衛威：《民國教授的三大榮譽》，出自《民國研究》2014年春季號，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頁。
⑥張邃青：《記河南高等學堂》，見《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河南省委員會(hui)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hui) 1979年版，第74—78頁。
⑦梁啟超：《對於(yu) 河南教育之三點希望》（續），見《規訓與(yu) 書(shu) 寫(xie) ：開放的教育史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頁。
⑧此處似應考慮民國時期社會(hui) 科學的整體(ti) 水平亦不及人文學科。在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ju) 時，28位人文及社會(hui) 科學組院士中屬於(yu) 社會(hui) 科學領域（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hui) 學）的僅(jin) 為(wei) 8位。
⑨據第一屆中國數學會(hui) 董事會(hui) 、理事會(hui) 和評議員成員的社會(hui) 結構分析，其中僅(jin) 有1名河南籍數學家，見張劍：《學術與(yu) 工商的聚合和疏離——中國數學會(hui) 在上海》，《上海學》（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頁。而在代表人才產(chan) 出的院士層麵，更是至2017年尚未有一位河南籍中國科學院數學部院士。有數學背景的院士如張景中於(yu) 1995年當選為(wei) 中國科學院信息技術科學部院士，崔俊芝於(yu) 1995年當選為(wei) 中國工程院土木、水利與(yu) 建築工程學部院士。物理學方麵，直到1959年“中央研究院”（已遷台）第三次增選院士，物理學家袁家騮的當選才產(chan) 生了首位“中央研究院”數理科學組的河南籍院士。而中國科學院則更遲至1995年才有核物理學家魏寶文當選為(wei) 首位數理學部河南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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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eci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Central Plains Studies
in the New Era
Editor’s note: The study of central plains embodies the high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oretical responsibility of Henan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After three years of growth it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As an emerging subjec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the study,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 participation and level.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both to build on th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put forward by predecessors, and to fully explore and highlight those that are not covered by them but fit with the stud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be deep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study from the view of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to summarize the struggle process of the people on the central plains since ancient times, 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interpret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s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to elaborate on the advantages in the Socialism road, system and cultures behind them.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plains studies, four scholars are invited to contribute their vie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basic theories in this issue. The Legitimacy of Central Plains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y Zhao Yanfeng starts with some doubts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central plains studies, furth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ose doubts,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its basic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undamental Theories in Central Plain Studies by Song Chaoli and Wang Zhenjun, reflects on and expounds comprehens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fundamental theories in central plain studies from six aspects: the concep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evel of the disciplin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several relations that should be dealt wit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 Plains school.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entral Plains Studi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Its Atmosphere to the Studies by Chen Xi mainly analyzes 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Central Plain Studies, argues that it is concomitant with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and thus formed the style of study: the interaction of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ideal feelings, subtle principle and general application, contents and form, which embodies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reality, and strong revelation to the central plain studies.
作者簡介：陳羲，男，博士，江蘇大學管理學院講師，主要從(cong) 事公共管理、思想文化研究。
